尘封的瑰宝——苏联时期被禁止的10部文学经典，如今每本都是传世之作

　　第一部被禁止的经典，是伊万·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的《该死的日子》（Окаянные дни）。

《蒲宁回忆录》【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又译：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著；李辉凡、李丝雨　译】

　　这部作品创作于1918至1920年，1925年在巴黎率先出版，却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正式发行，而且是经过审查修改的版本，完整版本则在1990年才与读者见面。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布宁正住在莫斯科，他不认同革命中的相关主张，更倾向于当时的另一股社会力量，甚至想主动参与其中。1920年，布宁前往法国定居，他把自己对革命期间街头混乱、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以及对当时相关力量的看法，都记录在了日记里，后来整理成了《被诅咒的日子》。这部作品的立场与当时苏联的主流导向不符，带有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反思，因此在苏联自然无法见天日。后来，布宁的部分文学作品曾以小印量出版，但《被诅咒的日子》因为立场鲜明，一直被禁止到改革时期。

　　和布宁的作品一样，叶夫根尼·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的《我们》（Мы）也被尘封了数十年。

《我们》【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著、谢高峰　译】

　　这部创作于1920年的科幻反乌托邦小说，不仅影响了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更是反乌托邦文学的经典之作，却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小说描绘了一个极权国家，和当时的军事共产主义非常相似，在这个国家里，人的一切生活，甚至私人生活，都被当局严格控制。当时的审查人员认为，这部作品暗含对当时社会体制的嘲讽，还影射了内战时期的相关事件，自然不会允许它出版。扎米亚京曾被列为与主流导向不符的作家，险些被驱逐出境，后来又被逮捕，多亏朋友求情才得以释放。在被逮捕前，他偷偷把手稿送到了西方，这部小说先在美国出版，后来又流传到欧洲，而他本人也在1931年主动请求允许离开苏联，在高尔基的求情下，他最终得以定居巴黎，直到1937年去世。

　　提到苏联禁书，就不能不提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禁止出版，其中《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不祥的蛋·狗心》【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著、白桦熊　译】（本书收录了《狗心》）

　　这部创作于1925年的小说，直到1987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而布尔加科夫深受读者喜爱的《白卫军》《大师与玛格丽特》，也都是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还经过了大量的审查修改。《狗心》里，布尔加科夫用辛辣的讽刺，将一只流浪狗经过手术后变成令人厌恶的“流氓”沙里科夫，与那些掌握一定权力、欺压他人的底层民众做了明显的对比，这样尖锐的讽刺内容，自然被审查人员判定为“无法出版”。1926年，这部手稿被没收，后来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请求下，才归还给布尔加科夫，之后它以地下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深受人们喜爱，1988年改编的电影更是成为热门，里面的台词还成了流行语。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的《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更是因被禁止出版，引发了一场轰动世界的风波。

《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著、张秉恒　译】

　　这部创作于1945至1955年的小说，客观描绘了俄国革命和内战，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巅峰之作，却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而且刊登它的，正是当年拒绝出版它的《新世界》杂志，充满了讽刺意味。当时，所有刊登文学新作的“重量级”杂志都拒绝出版这部小说，帕斯捷尔纳克便把手稿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得以出版。消息传回苏联后，帕斯捷尔纳克被贴上了负面标签，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新世界》编辑部公开发表声明，认为这本书对十月革命、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描绘不符合主流导向，还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称为“带有政治倾向的行为”。当时甚至流传着一句讽刺的话：“我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但我谴责他。” 最终，帕斯捷尔纳克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被迫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

　　还有一部极具历史意义的禁书，是伊利亚·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和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合著的《黑书》（Черная книга）。这部创作于1943至1945年的作品，记录了大屠杀的真相，却直到2015年才在俄罗斯出版完整版本——1947年它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本，1980年在以色列出版了不完整的俄文版本，在苏联，它始终被禁止。作为战地记者，格罗斯曼是最早进入苏联红军解放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人之一，他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狱》，是苏联媒体第一篇报道大屠杀的文章。而大屠杀对格罗斯曼来说，还有着私人恩怨——他的母亲在别尔季切夫的犹太人集体屠杀中遇难。于是，他和另一位战地记者爱伦堡一起，收集了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纪实资料，整理成了《黑书》。苏联当局之所以禁止这本书，是因为不想突出“犹太人”的遇难，认为应该聚焦于纳粹的整体罪行和苏联人民的整体苦难，而不是某个特定民族的悲剧。

　　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的另一部作品《生活与命运》（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同样是被苏联禁止的经典。

《生活与命运》（全三卷）【瓦西里·格罗斯曼　著；孙维韬、王福曾、李玉贞　译】

　　这部创作于1950至1959年的长篇小说，被称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经过审查修改），完整版本在1990年问世。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堪比一部大片，很多内容都源于格罗斯曼自己的经历——他曾作为战地记者亲历斯大林格勒战役，书中详细描绘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烈、人们的疏散生活、相关管控措施的严苛，以及亲友们在亲人遭遇不公对待后纷纷疏远的冷漠。由于小说中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反思过于尖锐，被当时的相关部门判定为“思想有害”。格罗斯曼不仅被拒绝出版，相关机构还搜查了他的住所，没收了手稿。万幸的是，他的朋友保存了一份副本，并偷偷送到了国外，1980年这部小说在瑞士出版，引起了巨大轰动。2013年，俄罗斯相关部门正式将手稿移交给文化部，算是给这部经典一个迟来的正名。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的《洛丽塔》（Лолита），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都曾被禁止的小说，在苏联自然也不例外。

《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主万　译】

　　这部创作于1953年的小说，讲述了成年男性与未成年少女之间的禁忌之恋，曾被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禁止，美国也有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而在苏联，它被禁止的原因更直接——纳博科夫是当时反对革命力量的立宪党政治家的儿子，革命后全家前往海外定居，被当时的相关部门视为“异类”。尽管如此，纳博科夫的作品还是以地下手抄本的形式在苏联知识分子中流传，20世纪50至60年代，学术文章中也开始引用他的部分作品，包括他翻译并注释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纳博科夫自己也从未想过《洛丽塔》能在苏联出版，他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俄文译本后记中写道：“我很难想象，在我亲爱的祖国，无论是自由体制还是极权体制，审查制度会允许《洛丽塔》出版。” 直到1989年，这部小说才在苏联正式出版。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的《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是记录当时劳改营真实情况的经典之作，这部创作于1958至1968年、并不断补充至1979年的作品，直到1989年才在苏联出版部分章节，完整版本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问世。

《古拉格群岛》（全三卷，本照片为其上卷封皮）【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胡学星　译】

　　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苏联媒体才第一次公开谈论古拉格劳改营——他自己曾在劳改营度过8年时光，1968年，他的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奇迹般地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引发了巨大反响。之后，索尔仁尼琴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当时的惩罚体系和相关管控历史中，他收集了全国各地劳改营的资料，详细描绘了劳改营的建立过程和内部情况，最终整理成《古拉格群岛》。作为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的创作者，索尔仁尼琴一直被相关机构严密监视，手稿被发现后，他早已将副本送到了西方，1973年这部作品在巴黎出版。随后，他被剥夺公民身份，被迫前往海外定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恢复公民身份，重返俄罗斯。

　　叶夫根尼娅·金兹堡（Евгения Гинзбург）的《残酷的道路》（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是一部记录当时相关管控时期真实经历的自传体小说。这部创作于1967年的作品，被作者称为“个人崇拜时期的编年史”，和很多反映当时社会残酷面的作品一样，它先在国外出版，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问世。1937年相关管控最严厉的时期，金兹堡被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10年时光。小说中，她真实记录了审讯时的不公对待、被伪造的案件、被逼迫承认未犯过的罪行，以及亲人被威胁逮捕的恐惧；她还写下了当时盛行的“告密文化”——邻居之间互相告密，只为获得相关机构的青睐，可最终往往也会因告密不够“积极”或被他人告密而入狱。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是她对女子监狱的描绘：穿着制服的人殴打自己的同胞姐妹，打得她们失去记忆、精神失常。2009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旋风中央》上映，由艾米丽·沃森主演；从1989年至今，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残酷的道路》，已经在莫斯科“现代人”剧院上演了数十年。

　　最后一类被禁止的，是白银时代诗人的诗歌。

《白银时代诗歌金库（男诗人卷）》【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等　著、郑体武　译】

　　很多白银时代的诗人，命运都十分悲惨——当时的相关机构要求诗歌必须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歌颂民众的英雄主义、劳动和美好生活，而那些描写抒情、爱情、苦难的诗歌，都被视为与主流导向不符，不被当时的社会氛围所接纳。流亡海外的济娜伊达·吉皮乌斯（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他们的作品完全被禁止出版。直到20世纪60年代，康斯坦丁·巴尔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льмонт）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的部分诗歌才得以出版；1986年，遭遇不公对待的尼古拉·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Гумилев）的诗歌才首次出版；1989年，文坛迎来一件大事——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Ходасевич）的先锋派诗歌首次公开出版，引发了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曾经广受欢迎的农民诗人谢尔盖·叶赛宁（Сергей Есенин），他的很多诗歌也长期被禁止刊登。

《白银时代诗歌金库（女诗人卷）》【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　著；郑体武　译】

　　当时，很多诗人只能偷偷创作，甚至连私下保存手稿都充满风险。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安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会把自己的诗歌写在小纸片上，让亲友们背诵下来，然后烧掉纸片，避免留下痕迹。亲友们再把背诵的诗歌传递给身边的人，就这样，这些诗歌得以在地下悄悄流传。同时，诗人的作品集也多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传播，成为当时人们获取多元文学表达的重要途径。

　　不少诗人曾遭遇不公对待，不过相关指责大多与他们的创作本身无关，多是源于一些无端的猜忌。其中，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的遭遇令人惋惜，他因一首提及当时国家相关人物的短诗，被认为有不当隐喻，最终遭遇了不公对待。当时的相关机构会收缴这些诗人的手稿和手抄本，但并未将其销毁，而是将所有文本保存在专门的档案库或图书馆的特殊收藏区，只有少数人有权查阅。也正因为这些被妥善保存的档案，很多曾经遗失的作品，在后来得以被整理、恢复，并正式出版，让这些珍贵的文学财富重见天日。

　　这10部被尘封的作品，如今都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瑰宝，它们曾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当时的苏联公开出版，只能在地下悄悄流传，承载着一代创作者的坚守与热爱。这些作品，有的记录了特殊年代的社会风貌，有的描绘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有的抒发了最纯粹的情感，有的反思了时代的变迁。它们之所以被禁止，本质上是与当时的主流导向、社会氛围不符，而非作品本身存在争议。如今，这些作品得以重见天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多元与厚重，更让我们明白，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会被时代尘封。它们跨越了时光的阻隔，传递着永恒的人文力量，无论对于俄罗斯读者，还是中国的读者而言，读懂这些作品，都是一次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自由的文学环境，感受文字的无限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