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索菲娅·古拜杜琳娜：走自己那条“不正确”的路

　　古拜杜琳娜1931年生于奇斯托波尔（Чистополь）。父亲是大地测量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家庭与创作无关。她后来回忆，有时望着天空，从天空与寂静中汲取灵感。儿童音乐学校发现了她的天赋，全家迁往喀山，她先入喀山音乐学院钢琴班，后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因成绩优异获得斯大林奖学金。

　　还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求学时，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祝愿您走自己那条‘不正确’的路。”这句话成了她一生创作的准则：她只按自己的方式写，只听从个人的审美原则与直觉，有时甚至与整个学院音乐和苏联的文艺体制相左。她曾这样概括自己的追求：“我的目标始终是听见世界的声音，听见自己灵魂的声音，研究二者的碰撞、对比，或者相反的相似。”

　　1960年代的苏联，西方现代音乐在铁幕之后被基本禁止。她和朋友们仍然设法弄到美国与欧洲现代作曲家的乐谱，甚至录音，其中包括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为寻找想要的音响，她不怕任何实验。她是苏联最早创作电子音乐的人之一，几乎从莫斯科实验电子音乐工作室开办起就在那里工作。1970年的电子音作品《生灵与非生灵》（Vivente — non vivente）在当时被视为一次突破。但苏联文艺以现实主义为准绳，她的音乐显得格格不入，作品接连被禁。为维持生计，她为电影和动画片作曲，1967年的动画《毛格利》（Маугли）里就有她的配乐，其中再现了丛林的喧闹与虎爪刮擦的声响。

　　她把旁人难以想象的乐器组合进同一部作品，比如首次把羽管键琴与打击乐放在一起。她的作品演奏起来常常像一场戏剧演出，乐手们使用爪哇 tamtam 大锣、铓锣、印度铃鼓这类学院音乐里罕见的乐器发出声响。在探索新的音响效果时，她对巴扬手风琴产生了兴趣，称它是“呼吸的怪物”，并拓展了这件乐器的声学可能性。她为巴扬写了多部重要作品，包括《自深处》（De profundis）。她与巴扬演奏家弗里德里希·利普斯（Фридрих Липс）密切合作，把这件“民间”乐器提升到学院与交响音乐的层面，让它登上世界舞台。

　　在组织音乐形式时，她还借助数学。例如，她用斐波那契数列——即每一项等于前两项之和——来安排作品各部分的时长比例。写于1979年的《在十字架上》（In Croce）则把十字架符号作为乐谱的结构框架；这部作品1981年在维也纳首演，为她带来世界声誉，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Альфред Шнитке）称它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当她的先锋派作品在世界各地被演奏时，她本人在1980年代的国内再次被列入黑名单，部分原因是她的作品在西方被未经许可演出。1991年，她获得奖学金赴德国，后来定居在乡间小城阿彭（Аппен）。她常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流亡者。我经常回去。”2000年代，她的故乡喀山数次为她举办纪念活动。她的交响作品如今由世界各地的乐团演奏，她本人获得过格莱美奖提名，并从俄罗斯、美国、瑞典、德国等国获得过多种奖项。

　　陪伴她走完最后岁月的是第二任丈夫彼得·梅夏尼诺夫（Пётр Мещанинов），钢琴家兼指挥，他演奏妻子的作品并帮助推广。在阿彭，她用罗斯特罗波维奇（Мстислав Ростропович）赠送的三角钢琴继续作曲，空闲时走到田野上看星星，从她喜爱的寂静中汲取灵感。2025年3月13日，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95周年诞辰之际，世界各地的乐团仍在演奏她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那句“走自己那条‘不正确’的路”，她走了一辈子；这条路最终成为20世纪音乐的一条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