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克拉索夫:以诗为刃,追问“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涅克拉索夫曾在《门廊前的沉思》(Размышления у парадного подъезда)里写过这样几句诗:“请给我这样一个角落,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那里没有你的辛劳与守护,那里的俄罗斯农夫不曾呻吟。” 这几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都藏着他对农民的心疼,也说清了他一辈子写诗的初心。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整个俄罗斯的日子,都是靠农民扛起来的,可他亲眼看到,这些最辛苦的人,却过着最艰难的日子,这份心疼,也成了他所有诗歌的底色。
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9世纪60年代照片复制品,源自国家文学博物馆)
其实涅克拉索夫的这份初心,早在他小时候就埋下了种子。在苏联文学研究里,人们常说他秉持着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而这份观点的形成,全来自他童年的所见所闻。他从小就看着身为地主的父亲,对家里的农奴又打又骂、百般苛刻,亲眼见过社会有多不公,也深深体会到底层人有多苦,这些画面在他心里刻了一辈子,也让他从小就下定决心,要为这些受苦的人发声。
涅克拉索夫第一次尝试写诗,还是在少年时期。他父亲本来想让他去当兵,走一条安稳的军事道路,可这个倔强的小伙子偏不听,一个人跑到了圣彼得堡,成了大学语文系的旁听生。父亲气得不行,直接断了他的生活费,从那以后,涅克拉索夫就只能靠自己谋生,真正尝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为了活下去,他什么活都干过:当过家教,做过杂志编辑,挤着零碎时间写自己的诗歌和散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好在努力没有白费,19岁那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梦想与声音》(Мечты и звуки),没想到还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认可,这也给了他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日子虽然艰难,但涅克拉索夫从来没放弃写诗,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还找到了一份改变自己一生的工作——进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也正是在这家杂志里,他认识了权威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靠着别林斯基的帮助,涅克拉索夫结识了当时很多有名的俄罗斯作家,也慢慢开启了自己的出版事业。他主动找作家们帮忙,让他们无偿提供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然后把这些手稿编成合集出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这些大师的作品,都曾出现在这些合集中,被更多普通人看到、读到。
《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肖像》(尼古拉·盖伊于1872年绘制)
后来,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分道扬镳,转而接手了另一本重要杂志《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这本杂志最早是普希金创办的。在涅克拉索夫的用心经营下,《现代人》发掘了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就连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从这本杂志开始出名的。说起来,涅克拉索夫不只是一位好诗人,更是一位慧眼识珠的出版家,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贡献。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利亚·列宾于1870-1873年绘制)
在创作上,涅克拉索夫有着自己明确的追求,比起那些只写风花雪月的抒情诗,他更偏爱写“公民文学”——就是那些能反映社会现实、提出社会问题的作品。他在《诗人与公民》(Поэт и гражданин)里写道:“醒来吧:勇敢地斥责罪恶……你可以不是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这几句话,不只是他对诗歌意义的理解,更是他一辈子的做人准则,他始终把诗歌当成武器,揭露社会的黑暗,为底层人说话,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他的所有作品里,最关注的就是俄罗斯老百姓的苦难,他在《铁道路》(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中写道:“俄罗斯人民承受了太多,无论上帝降下什么,他们都能承受!” 简单一句话,既写出了俄罗斯人民的坚韧,也藏着他深深的心疼,而除了农民的苦难,涅克拉索夫还特别关注女性的处境——他的父亲对母亲很不好,从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俄罗斯女性的艰难,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没人比他更能懂女性的苦。
《春天,在耕过的田野上》(19世纪20年代由阿列克谢·韦涅齐昂诺夫绘制)
这份对农民命运的期盼,和对受压迫女性的同情,他都一并写进了长诗《俄罗斯女人》(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1871)里。这部长诗讲的是两位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故事:她们一个人穿越整个国家,千里迢迢前往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一路上,她们亲眼看到了这个“被压迫、被驱赶的国家”有多悲惨——“冷酷的地主和可怜的农夫,低着头……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一个习惯了俯首为奴!” 这首诗,既写尽了女性的坚韧与深情,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公,直到现在,依然能打动很多读者。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与妻子在彼得罗夫斯基监狱分配给他的牢房中》(尼古拉·别斯图热夫于1830年绘制)
涅克拉索夫诗歌里的“公民精神”,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诗人,慢慢形成了“涅克拉索夫学派”——这些诗人,都想着用诗歌关注社会现实,和那些只写“纯艺术”、不关心现实的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到了20世纪初,勃洛克等诗人的作品里,也能看到涅克拉索夫的影子,可见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就连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很推崇他,列宁称他为“老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还经常把他的诗句用到自己的文章里当题词,足以看出他的作品有多有力量。
随着年岁渐长,涅克拉索夫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核心创作上,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几乎全部投入到了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中。从1865年开始动笔,一直到1877年他去世,这部长诗都没能写完,他只能顶着审查制度的压力,分章节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上发表。这部长诗,也是他一辈子思想和情感的结晶,藏着他对俄罗斯人民命运最深刻的思考。
从形式上看,《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很像古老的史诗,讲的是主人公们漫游全国的故事,里面还加了很多童话和民间传说的元素,读起来既有厚重感,又不枯燥。涅克拉索夫特意学着普通农民的口气写,第一次把民间口语用到了俄罗斯文学里,让诗歌变得更接地气,也更能说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在这部长诗里,他还表达了自己对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看法——这场改革看着是解放了农奴,实际上却让他们的日子更难了:没有土地,没有任何保障,还导致了地主庄园和乡村的衰败。他在诗里写:“巨大的锁链断裂了,断裂的锁链狠狠抽打,一端打在地主身上,另一端打在农夫身上。” 这句话,一下子就戳破了这场改革的虚伪和残酷。
这部长诗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七个来自不同村庄的农夫,凑在一起激烈争论,到底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说地主过得幸福,有人说官员过得自在,还有人提到了神父、商人、贵族,甚至沙皇。于是,他们决定一起踏上旅程,走遍整个俄罗斯,去寻找那些真正幸福的人。可幸福到底是什么?他们最后能找到吗?长诗的结局,一定会让你意想不到,也会让你忍不住琢磨,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当年,人们对这部长诗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夸它视野广,把俄罗斯的生活写得很深刻,提出的社会问题也很尖锐,甚至把它和果戈里的《死魂灵》相提并论;也有人批评它不够真实,觉得书中的描写太理想化了。还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一边骂农奴制残酷,一边又为农奴制的消失而惋惜?虽然有争议,但这部长诗的价值,从来没人否定过。
尤其是他对农奴制的批判,特别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认可。苏联时期的文学研究者,也十分推崇涅克拉索夫,称赞他愿意贴近老百姓,用民间语言进行创作,对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满是同情。那时候,苏联还整理出版了涅克拉索夫的全集,他的诗歌被纳入中小学课本,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依然在学习他的作品,《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的很多句子,都成了流传甚广的名言警句。2015年,著名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根据这部长诗改编了大型舞台剧,这也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永恒价值——它超越了时代,精准捕捉到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本质,直到今天,依然能引发人们的共鸣。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戏剧演出
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一生,是用诗歌为底层人民呐喊的一生。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宏大叙事,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极致剖析,却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真挚的情感,记下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与坚韧,追问着关于幸福、关于公平、关于命运的永恒命题。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有担当的公民,更是一位清醒的观察者——他用诗句当镜子,照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用文字当火炬,为底层人民照亮前行的道路。从《门廊前的沉思》到《俄罗斯女人》,从《诗人与公民》到未完成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每一部作品,都藏着他对人民的悲悯、对家国的热爱。尽管他的作品满是俄罗斯的时代印记,但其中的人文关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却能跨越国界、穿越时空,让每一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产生共鸣。愿我们都能读懂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读懂他藏在文字里的善良与坚守,也能在他的追问中,思考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