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九大圣像画家：在木板与金箔上雕刻神性

　安德烈·鲁布廖夫（约1350-1428）

　　关于这位俄国最伟大的圣像画家，史料记载少得可怜。他大概生在莫斯科公国或诺夫哥罗德，1405年左右在莫斯科的救主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剃度出家。直到1988年——他去世560多年后——才被东正教会封圣。

　　他与希腊人费奥凡、戈罗杰茨的普罗霍尔一起，为克里姆林宫的圣母领报大教堂创作壁画。在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他画了使徒与天使同在的《最后的审判》。那里还有他临摹的最早几幅《弗拉基米尔圣母》之一。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绘制的《圣三位一体》。这幅画长期被金属圣像衣袍几乎完全遮盖。1904年取下衣袍、清除后世补笔后，人们才重新看见那金灿灿的背景和天使们明亮的衣袍。1929年至2023年，这幅中世纪杰作一直藏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之后终于归还给教会。

　希腊人费奥凡（约1340-1410）

　　这位希腊大师1370年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来到诺夫哥罗德。他的风格独树一帜——用宽阔的笔触勾勒圣徒形象，以高光塑造体量感。他为诺夫哥罗德的救主显圣容教堂画过壁画，可惜如今只剩下碎片，包括穹顶的《全能者救主》。

　　他还装饰了克里米亚林宫的米迦勒大教堂和圣母领报大教堂。一般认为著名的《顿河圣母》出自他手——顿河哥萨克在库里科沃战役前夕把这幅圣像送给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

　戈罗杰茨的普罗霍尔（生年不详，不早于1405年去世）

　　关于这位大师的史料比鲁布廖夫还少，只有零星的记载。他大概生在戈罗杰茨城，或在戈罗杰茨修道院当过修士。一般认为他是鲁布廖夫的老师。

　　他和鲁布廖夫、希腊人费奥凡一起画了克里姆林宫圣母领报大教堂的壁画。描绘基督和圣母生平的几幅圣像——《最后的晚餐》等——也被归在他名下。后者比达·芬奇那幅著名壁画早了数十年。

　季奥尼西（1440-1503/08）

　　和希腊人费奥凡、鲁布廖夫不同，季奥尼西不是修士。他是第一位平信徒圣像画家，出身奇里科夫家族——金帐汗国贵族彼得·奥尔登斯基的后裔。

　　他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为圣母安息大教堂的圣像屏开价一百卢布，这在当时是天价。可惜那件作品没保存下来。不过我们还能在费拉蓬托夫圣母诞生修道院看到他的圣像和壁画，还有他为火灾后的圣母升天女隐修院绘制的《圣母引领者》。

　丹尼尔·乔尔内（约1350-1428）

　　没人知道丹尼尔·乔尔内出身何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认识鲁布廖夫的。但两人一起创作了许多以精美著称的壁画。他笔下的杰作包括弗拉基米尔圣母安息大教堂的壁画《亚伯拉罕的胸怀》。

　　和鲁布廖夫一样，乔尔内最后在莫斯科的救主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度过余生。1430年瘟疫席卷莫斯科，先带走鲁布廖夫，接着是乔尔内。

　洞穴的阿利皮（约1065-约1114）

　　关于这位俄国第一位圣像画家的生平，记录在《洞穴修道院圣徒传》里——那是一本关于这座传奇修道院创建故事的合集。他从小学习圣像画，参与过洞穴修道院圣母安息大教堂的马赛克制作。据说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行奇迹。

　　有个传说：阿利皮晚年拿不动画笔了，天使显灵替他画了一幅圣像。

　西蒙·乌沙科夫（1626-1686）

　　乌沙科夫最早在克里姆林宫的银器作坊工作，画装饰画和圣像。后来主管克里姆林宫兵工厂的工匠。他创立了“艺术组合”制度——每个圣像画家负责专门部分：有人画衣袍背景，有人画脸，有人设计构图。

　　乌沙科夫既保留了本地画派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技法。所以他的圣像特别写实，比如为尼基特尼基圣三一堂画的《手绘救主》。他还画过一版《弗拉基米尔圣母》，就是后来被称为《俄罗斯国家之树》的那幅——画中一棵树从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教堂长出，树枝上画着莫斯科圣徒，树下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一家。

　古里·尼基京（约1620-1691）

　　第一次走进苏兹达尔救主圣叶夫菲米修道院的主显圣容大教堂，游客会被那些色彩鲜艳如初的壁画震撼。那就是古里·尼基京的手笔。

　　他在科斯特罗马的“艺术组合”磨练技艺，这个组合常被请到莫斯科工作，比如参与克里姆林宫米迦勒大教堂的壁画绘制——项目由乌沙科夫主持。尼基京对色彩运用极有天赋，雅罗斯拉夫尔的先知以利亚教堂、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达尼洛夫修道院的圣三一大教堂、大罗斯托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都有他创作的色彩夺目的壁画。

　费奥多尔·祖博夫（约1615-1689）

　　作为克里姆林宫兵工厂的首席圣像画家、乌沙科夫的继任者，祖博夫在沙皇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和彼得一世时代工作，弟弟伊万也一起。他完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教堂订单：为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教堂画圣像，为新圣女修道院和顿河修道院画圣像和壁画。

　　俄罗斯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肖像画也出自他手——画的是沙皇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跪在《手绘救主》前。

　　从十一世纪的洞穴阿利皮到十七世纪的祖博夫，六百年间，圣像画在俄罗斯走过了漫长的路。技法在变——从拜占庭传来的蛋彩、蜡画，到吸收西方写实风格；制度在变——从单人创作到“艺术组合”分工；但内核始终如一：那金箔铺就的天国、拉长的人体、反透视的建筑，都是为了把观者的视线引向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今天，鲁布廖夫的《圣三位一体》回到教会，乌沙科夫的写实圣像进了博物馆，尼基京的壁画依然在苏兹达尔的教堂里鲜艳如初。它们共同提醒我们：在摄影术诞生前四百年，俄罗斯人已经在木板上，看见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