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骂他刻薄，也有人奉他为知己，俄国作家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伊万·屠格涅夫（Иван Тургенев）年轻时还与他彼此欣赏，后来却变成互相嫌恶。屠格涅夫受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在他看来并不真实的“心理挖掘”，也看不惯他一味往人性幽暗的深处钻，还抱怨每隔两页，书中人物就处在谵妄、狂乱、高烧之中，而现实里哪有这样的事。他甚至写了一首尖刻的诗，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奚落一番，称他是“文学鼻子上的一颗粉刺”。两人还有世界观上的分歧：屠格涅夫是西欧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斯拉夫派、根基派；后者认为屠格涅夫长期旅居国外，不了解俄国生活，在读了对方的小说《烟》（«Дым»）后写道，这些自由派把责骂俄国当成头号乐趣。屠格涅夫则有意把容易冲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拖进争论。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两位巨匠一生未曾谋面，或许是感到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也确有宗教上的深刻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主张。托尔斯泰却认真读他的小说，还做了批注：他称《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的头几章是杰作，往后却觉得作者在重复说过的话；《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他“读不下去”，不喜欢人物那种刻意、做作的语言；对《死屋》（«Мёртвый дом»）却盛赞不已，说在整个新文学里，包括普希金在内，不知道还有比它更好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时，托尔斯泰十分悲痛，写信给友人，说自己仿佛失去了一根支柱。他在信中坦言，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不曾有过直接交往，可在对方离世时才明白，那是最亲近、最珍贵、最需要的人；他从没想过要一较高下，对方所做的真正美好之事，做得越多，自己越觉得高兴，艺术会让他心生嫉妒，智慧也会，唯有心灵的事业只带来欢喜。

　　尼古拉·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Лесков）是公认的宗教题材与教士生活行家，也常从这个角度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别的作家）的不足。他写道，这位极有天赋、又热衷于触及信仰问题的人，在宗教文学上的修养却相当欠缺。尽管如此，他对《作家日记》（«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评价很高，还把其中一句话用作自己描写工人宗教运动一组随笔的题词：人民是值得信任的，他们配得上这份信任。他尤其称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怎样真挚的诚恳，对社会各个阶层都一视同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感，甚至成了专门的文学研究题目。他对每一处文字上的毛病都细细剖析，还在自己的几部小说里时而与他争辩、时而加以戏仿。那所谓过分的宗教感也让他厌恶，他反感那种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挖掘、那种对被践踏尊严之悲剧的沉醉，也不喜欢人物“经由罪孽走向基督”的路数，还借用布宁的话，讥讽动辄把基督塞进来的习惯。纳博科夫不认为他是世界艺术中的人物，在他看来，这位作家谈不上伟大、相当平庸，只是间或闪现无与伦比的幽默，可惜其间夹杂着大段文学俗套的荒原。

　　伊万·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言辞犀利，对许多作家都不留情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如此。作为流亡者和自由派，他激烈批评对方的根基派斯拉夫思想，也不喜欢他的散文。读完《温顺的女人》（«Кроткая»），他说自己这下明白了为什么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都精致、细腻、聪明，可对方终究是个讲故事的人，哪怕是天才的讲故事者，而托尔斯泰就不一样了；他打比方说，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一趟阿尔卑斯山再来讲，会讲得不错，托尔斯泰却只需勾上一两笔，阿尔卑斯山便如在眼前。作家瓦连京·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在回忆录里记下布宁一段激烈的话，说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心怀憎恶，又批评那种堆砌、那种刻意反常、谁也不会那样说的语言，连同烦人的重复、冗长与笨拙。

　　马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则一面肯定、一面警惕。他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民的刻画，认为这位艺术家的全部创作，是对俄国民族性格中负面特征与属性的天才概括。在他看来，作家敏锐地感到并写出了俄国人身上两种病态的特征：万念俱灰的虚无主义者那种施虐式的残忍，以及与之相反、一个被压服、被恐吓、竟能从自己苦难中尝到乐趣的人所具有的受虐倾向。他把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群魔》（«Бесы»）里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归入前者，把《白痴》（«Идиот»）里的梅什金公爵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归入后者。高尔基的结论是：无可争辩、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却是一位“邪恶的天才”。

　　一部作品的分量，往往在同行的褒贬里看得更清楚。从“粉刺”到“最需要的人”，从“平庸”到“邪恶的天才”，这些截然相反的评价，照见的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也有俄国文学在思想交锋中那份难得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