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的“忧郁症”，怎么成了俄国贵族的时髦病
十九世纪初，整个受过教育的欧洲——包括俄国——都陷在一股深深的失意里。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落了空，空气里飘着一种找不到着落的茫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拜伦勋爵登上文坛。他的作品满是反叛的血气，又裹着一层沉沉的忧郁，恰好撒在这片渴盼的土地上。
拜伦之风传入俄国，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事。俄国读者读到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异教徒》等长诗。诗里的主人公——失意、孤独、高傲、与世俗格格不入——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俄国社会从拜伦身上，看见了自己那些模糊又绞痛的心事。
这份“忧郁”很快成了时髦。年轻贵族争相模仿拜伦式的主人公：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看破红尘的样子，张口闭口“灵魂未老先衰”，一门心思寻僻静。
把这股风潮引进俄国、又亲手拆穿它的，是亚历山大·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和米哈伊尔·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Лермонтов）。普希金自己承认，曾为拜伦如痴如醉，在他的影响下写出了《高加索俘虏》（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和《茨冈人》（Цыган）。可日子一久，他走了出来，又在《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里，拿这股拜伦式时髦开了一回玩笑。莱蒙托夫正好相反——他把拜伦的母题接过来，磨得更锋利。他笔下的毕巧林和长诗《恶魔》（Демон），正是那个失意反叛主人公的俄国版本。
忧郁跨海越洋，照样在异国年轻的血脉里扎根。普希金从里头走出来，反手把它写成了讽刺；莱蒙托夫没走出来，就把它接过来，磨得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