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如何成为俄罗斯的“头号诗人”

　　在意大利，这一角色由但丁·阿利吉耶里承担；在西班牙是塞万提斯；在英国是莎士比亚；在德国是歌德；在俄国，则是亚历山大·普希金。这样一位诗人的生平、死与墓地，都会成为被膜拜的对象，他本人也升格为“文化圣徒”，成为民族苦难与希望的象征。

　　普希金崇拜的开端，并非他的生，而是他的死。1837年诗人在决斗中身亡，俄国社会的反应之强烈，连同时代人都感到意外。这一刻成了“普希金神话”的起点。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写下一系列论普希金的文章，断言俄国文学的新时期正是从普希金开始的，由此奠定了整个崇拜的根基。

　　下一个重要节点是1880年。俄国第一座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典礼演变成一场盛大的文学与社会事件，被称作“普希金节”，汇聚了俄国知识界的精华。高潮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篇著名演说，他称普希金的出现带有“预言性”，并强调诗人具有“世界性的同情心”。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普希金，就不会有接踵而至的那些天才。至少，即便他们禀赋极高，也不可能像后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以如此的力量和清晰度展现出来。但事情还不只在于诗歌、不只在于艺术创作：没有普希金，或许就不会有那样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对俄罗斯独立性的信念，我们对人民力量已经自觉的希望，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俄罗斯在欧洲民族大家庭中未来独立使命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6月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集会上如是说。

　　研究者认为，正是在这篇演说之后，对诗人形象的官方封圣过程开始了。普希金不再只是一位大文学家，而成为“人民诗人”和“帝国诗人”。诗人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早在1859年《从普希金之死看俄国文学》一文中留下的那句“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由此得到了具象的印证。

　　再往后是1899年诗人诞辰百年。帝国科学院主办的庆典遍及俄国许多城市，配套的大型普希金展览成为后来普希金之家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时期，普希金的作品被大规模收入中学教学大纲和语法教材，作为范文，他的文体被奉为典范。

　　1917年以后，新政权起初对普希金心存戒备，视他为“贵族诗人”。1935年12月，情况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主要报纸《真理报》刊文，承认他的杰出作用，苏联对普希金形象的封圣由此开始。关键事件是1937年为纪念诗人逝世百年举办的全苏庆典，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俄国经典作家的纪念活动。全苏普希金委员会随之成立，统筹全国各地的活动。诗人的形象被“苏联化”：从一个自由思想者和“贵族思想家”，变成“反对专制的斗士”、十二月党人的朋友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驱。普希金最终成为偶像，成为凝聚俄罗斯民族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