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星城》里,十个与苏联真实历史对不上号的地方

Apple TV 提供(2026) 美国科幻惊悚剧《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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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TV+出品的《星城》(Star City)是一部美国科幻惊悚剧,也是《为全人类》的衍生作品。

  它的故事建立在另一条历史线上:苏联赢了登月竞赛,率先把人送上了月球。剧情带着观众穿过六七十年代的铁幕,进入一座封闭的航天科学城,宇航员、工程师和情报人员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时刻处于克格勃的注视之下。故事的核心是这些人的命运——从年轻打字员伊琳娜·莫罗佐娃(阿格尼丝·奥凯西饰),她成了当地克格勃负责人的培养对象(安娜·麦克斯韦尔·马丁饰),到以传奇人物谢尔盖·科罗廖夫为原型的总设计师(瑞斯·伊凡斯饰)。

  由于《星城》拍的是另一种历史走向,期待它做到纪录片式的精确并不现实。但这部剧在描绘苏联航天计划和日常生活时,追求的是让人信以为真。创作者在历史可信度上向戏剧性和悬疑感做了不少让步。

  剧中有一处情节,是总设计师为了秘密飞往金星,用东拼西凑的零件组装出一艘新的宇宙飞船,途中还跑去找潜艇部队要了一台深潜器。在真实的苏联,航天事业依靠的是几十个独立的研究所和设计局,每家只管自己那一块:有的负责控制系统,有的负责燃料系统,有的搞空气动力学,有的做航天服。想在短时间内靠凑来的东西组装一艘新飞船,从技术和后勤上讲都走不通。

Apple TV 提供(2026) 美国科幻惊悚剧《星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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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桥段是秘密发射火箭,更改飞行路线。火箭不是私人汽车,拜科努尔发射场也不是小停车场。苏联每一次飞船发射都是国家级别的事件,需要层层审批和庞大的技术支持。最终决定由国家委员会做出,委员会成员包括高级军官、党内人物和各部委代表。这样的事,连总设计师也不可能在暗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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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中的总设计师与克格勃上校柳德米拉·拉斯科娃关系紧张。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所有发射场、测试基地和宇航员培训中心都归苏联国防部管辖,属于战略火箭军编制。克格勃负责保密和审查,但日常指挥和调度权在军队手里,不在安全部门。科罗廖夫这种级别的设计师打交道的是将军和元帅,而不是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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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幕是从地面遥控飞船泄压。七十年代的飞船生命保障和密封系统出于安全考虑,设计上要求地面指挥中心发出的指令必须经飞船内部确认或由航天员亲手扳动开关。像剧中那样由一名克格勃上校从地面下令完成,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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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尽管还保留着最高等级的刑罚,但处决一名珍贵的专业人才或宇航员,不经法庭审判和判决,是无法执行的。这类决定更不可能由某个人单独做出。如果安全部门人员擅自这样做,他本人也将面临审判。剧中处决女宇航员阿赫玛托娃,以及下令除掉金星飞船全体乘员的情节,在历史上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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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细节上也有不少出入。在现实中,同事们和下属对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都以名字和父称相称——“谢尔盖·帕夫洛维奇”。这是普遍接受的礼貌形式。私下里,会叫他“SP”。剧中人直接喊“总设计师”,这与苏联的习惯并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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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里,总设计师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紧接着出于保密需要,奖章被收走。真实的情况是,苏联的奖章是公开颁发、公开佩戴的。只有在当事人因严重罪行被判刑时,奖章才会被没收,而不是为了给他的工作保密。保密靠的是政审和禁止对外透露的制度,不是收走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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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这个称呼,在当时的使用也有固定格式。它是正式场合的叫法,但后面总要跟上姓氏、职务或军衔,比如“上校同志”或“科罗廖夫同志”。单叫一声“同志”,听着不自然,会被当成不够尊重或者带点揶揄的味道。放在剧里,这更像是好莱坞用惯了的老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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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上的错位同样明显。女人在冬天穿着薄丝袜和高跟鞋,这搭配在真实的苏联很难成立。皮草帽子是严寒里戴的,身上相应的就是厚大衣或皮袄,脚上是靴子。单鞋只在暖和没雪的季节穿——不会早于四月,也不会晚过十月。把这几种东西搁在一起,大概是《欲望都市》里莎拉·杰西卡·帕克的行头,不是苏联街头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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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处,剧中一位女主角请另一位喝“黑茶”。对那个年代的苏联人来说,这说法听着会很奇怪,因为当时全国上下喝的就是这种茶,没有别的种类,不需要特别加一个“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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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航天体制的运转逻辑到飞船组装、火箭发射、地面与飞船之间的指令关系,剧中为推进情节做了简化,但真实的苏联航天体系远为庞杂,哪个环节都绕不过集体决策和多层审批。部门之间的权责边界,军队与安全机构各管一摊,级别对应分明,剧中把不同系统的职能和层级混在了一起。日常细节——称呼、着装、用词——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露馅,因为它们来自生活的惯性,不是翻几本书就能补上的功课。这部剧的题材本身就绑着两重虚构:它拍的不是未来,而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过去。把这些出入摆出来,无意苛求一部电视剧去当历史教材,只是给看过或打算看的人提供一份对照——屏幕上的那个苏联,哪些是真,哪些是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