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最富的商人，为何都出自旧礼仪派？

　　事情要从十七世纪中叶的教会分裂说起。尼康牧首推行改革，起因是蒙古鞑靼统治结束后，俄罗斯各地的教仪并不统一，差异有时还相当明显。尼康决定一切按希腊范本统一，用三指画十字取代两指画十字，用鞠躬礼代替叩拜礼，并修订了祈祷书。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一部分信徒，把这些新做法视为“信仰的败坏”，拒绝接受，因而被定为分裂派，从那时起直到一九零五年，一直遭到国家和官方教会的迫害。正因如此，旧礼仪派有时被称作“东正教新教徒”——并非与西方新教相近，而是像新教徒一样，反对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坚持自己的信仰方式。

一群旧礼仪派教徒

　　矛盾的是，正是迫害和被迫的孤立，成了旧礼仪派日后经济力量的地基。十八至十九世纪，从这个群体里走出了帝国最富的一批人——商人、工厂主、企业家，他们实际上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奠基者。封闭的社群、彼此的信任、铁一般的商德，加上随时愿意扶持教友的传统，养成了一套独特的经商文化，让旧礼仪派把全国工业和商业资本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到了手里。研究者认为，到二十世纪初，旧礼仪派人士手中掌握的资本，约占全俄资本的百分之六十四。

莫罗佐夫家族四个分支的代表。从左至右：阿布拉姆·阿布拉莫维奇、季莫费·萨维奇、伊万·扎哈罗维奇和维库拉·叶利谢耶维奇·莫罗佐夫。（照片拍摄于19世纪60年代初）

　　莫罗佐夫家族不光是最大的工厂主和全国首富，也是出手阔绰的艺术赞助人和收藏家。他们收藏的西欧绘画包括凡·高、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用他们的钱建起的医院、剧院和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莫斯科的文化面貌。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里亚布申斯基

　　里亚布申斯基家族的名字，则与纺织生产、银行业、木材和玻璃工业联系在一起，还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阿莫，也就是后来的利哈乔夫工厂；他们既有“俄国罗斯柴尔德”之称，也是慷慨的赞助人和收藏家。

20世纪初下诺夫哥罗德粮商尼·阿·布格罗夫的肖像

　　下诺夫哥罗德的布格罗夫家族靠磨面和粮食生意发家，把至多一半的收入用来建夜宿所、救济院、医院，以及全城第一座免费自来水。尼古拉·布格罗夫还为下诺夫哥罗德捐出石砌马路，成为这座城市最著名的慈善家。

马特维·西多罗维奇·库兹涅佐夫

　　有“瓷器之王”之称的库兹涅佐夫家族，建起了欧洲规模最大的瓷器与釉陶生产；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的工人办学、建医院、孤儿院和教堂，投入的资金相当可观。

铁路大亨、艺术赞助人萨瓦·伊万诺维奇·马蒙托夫的肖像

　　萨瓦·马蒙托夫修通了莫斯科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铁路，创办了莫斯科私人俄罗斯歌剧院，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阿布拉姆采沃成了艺术生活的中心，维克托·瓦斯涅佐夫、瓦伦丁·谢罗夫、康斯坦丁·科罗温等画家和歌唱家费奥多尔·夏里亚宾的才华都在这里得以施展。

库兹涅佐夫旧礼仪派家庭

　　旧礼仪派的经济成就，常被归因于他们独特的社会组织。长期遭受国家和官方教会迫害的宗教社群，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互助与信任机构——正是社群给刚起步的商人提供本金，他们不必去求国家或商业银行。社群内部的纽带使生意不靠书面合同也能做成，只凭信誉和一句诚实的话，成本和风险都随之下降。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塑造了他们对待劳动与财富态度的宗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情形相仿，旧礼仪派的信仰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活动，经商被看作“对上帝的神圣义务”，劳动被看作拯救灵魂的事，纪律、节俭和肯下苦功又为这一切添了底色，凑成了一种不爱炫耀、不事挥霍的“理性”资本家典型。

　　被迫的孤立，是另一重背景。国家几百年来向旧礼仪派征收双倍税，宣布他们的遗嘱无效，处处限制他们的权利，这迫使他们去寻找可以自主经营的角落。这种边缘化看似与成功相悖，经济学家却多次指出，受迫害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往往在生意上表现出色，尤其在贸易领域——群体内部被迫的团结和互信，给了他们相对于分散多数人的优势。对旧礼仪派来说，积极经商不只是发财之道，更是延续和保护自身信仰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