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革命前的社会语言体系与各阶层语言使用特征

基拉·利西茨卡娅【照片元素来源:米哈伊尔·克鲁科夫斯基 摄(俄罗斯联邦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弗·费多罗夫、阿法纳西·切尔诺夫 摄(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莫斯科照片博物馆、russiainphoto.ru)】
基拉·利西茨卡娅【照片元素来源:米哈伊尔·克鲁科夫斯基 摄(俄罗斯联邦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弗·费多罗夫、阿法纳西·切尔诺夫 摄(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莫斯科照片博物馆、russiainphoto.ru)】
  十月革命前的沙俄社会,语言运用有着清晰的阶层划分标准。社会不同圈层有着专属的语言习得与使用体系,外界可通过语言能力与语言习惯,精准判别个人的阶层出身,这也是当时社会极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现代社会的外语学习,大多依据职业领域、生活地域或是个人喜好自主选择。沙俄时期的外语掌握情况则完全不同,并非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界定社会地位、从业方向与思维认知的重要标准,社会阶层直接决定人群的语言学习范围与语言储备体系。

  贵族群体形成了独有的语言使用体系,法语在贵族圈层占据核心地位,是多数贵族的第二母语,部分贵族甚至将法语作为日常首要交流语言。自十八世纪中期起,法语全面覆盖沙俄贵族文化、宫廷礼仪、私人书信往来与哲学研讨等各类场景。贵族群体的法语熟练度普遍较高,不少人的法语表达能力优于俄语。普希金笔下的塔季扬娜·拉里娜难以熟练运用母语表达自身想法的人物设定,正是对这一社会普遍现象的真实还原。法语在首都及各大中心城市的贵族圈层中最为普及,偏远省份的贵族普遍法语水平有限,也常常因此受到都市贵族圈层的调侃。除法语之外,德语在贵族圈层的传播范围较广,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与军事相关领域。英语与意大利语虽有部分贵族涉猎,但整体普及程度相对偏低。拉丁语与希腊语偶尔会纳入贵族家庭教育内容,大多以选修形式开展,不属于硬性必修课程。

列夫·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 提供(russiainphoto.ru)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以及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
列夫·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 提供(russiainphoto.ru)

  神职人群拥有专属的语言学习与应用体系,教会斯拉夫语和拉丁语是该群体的两大核心语言。教会斯拉夫语主要用于各类宗教祭祀活动,神职人员依靠《圣诗集》与《日课经》完成文字认读与语言基础学习。十八至十九世纪,拉丁语成为宗教神学院、宗教学院的核心授课语言,作为专属的学术语言,清晰区分出接受过系统专业教育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神职人员。很长一段时间内,神学院几乎所有专业课程均采用拉丁语授课,院校毕业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流利的拉丁语阅读能力,还需熟练掌握该语言的书写技巧。

南乌拉尔国家历史博物馆 提供(russiainphoto.ru) 一位牧师的家庭
南乌拉尔国家历史博物馆 提供(russiainphoto.ru)

  平民知识分子属于介于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跨阶层群体,人员构成包含神职后裔、市民、商人与基层公职人员,整体语言储备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点。接受过正统大学经典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大多掌握拉丁语与德语,两门语言是当时自然科学与学术研究的通用载体。出身神职体系的人群普遍通晓教会斯拉夫语,部分源自没落贵族家庭的人群,则保留了法语的使用能力。

朱利安·斯滕普科夫斯基 提供(russiainphoto.ru) 一对已婚夫妇的肖像
朱利安·斯滕普科夫斯基 提供(russiainphoto.ru)

  农民是沙俄社会的主体人群,整体文化水平偏低,识字人口占比较少。直至十九世纪末期,沙俄农村地区的整体识字率依旧未超过百分之二十。少数掌握认读能力的农村人口,依托《圣诗集》《日课经》等宗教典籍学习文字,通过机械拼读的方式掌握基础认读技能。这类人群可以熟练诵读宗教文本内容,却难以理解规范的俄语书面文学语言,几乎没有掌握各类外语的情况。

威廉·卡里克 提供(russiainphoto.ru) 饮茶
威廉·卡里克 提供(russiainphoto.ru)

  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习得差异,根植于沙俄的等级社会体系,教育资源分配、职业属性与生活场景的不同,造就了各圈层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贵族圈层侧重西欧语言学习,神职圈层依托宗教与学术语言开展学习,平民知识分子语言体系繁杂多元,农民群体普遍识字率较低,仅掌握基础宗教文字认读能力。各阶层清晰的语言特征,直观展现出沙俄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与社会阶层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