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婚礼、十月命名：苏联时期替代宗教传统的新仪式浮沉录

工人将教堂器皿熔铸为金属废料

　　破除旧俗与新仪式的诞生

　　革命胜利后，新政权迅速着手清除教会的影响力：政教分离、没收教产、剥夺神职人员政治权利，宗教婚姻失去法律效力。然而，执政者很快意识到，宗教远非一种可简单“废除”的迷信，它深深嵌入民众的生命周期（出生、婚配、死亡）与年度节律（各种宗教节日）之中，是维系社会认同与道德秩序的重要框架。因此，策略从单纯打压转向“替代性建设”——保留仪式的形式外壳，置换其核心内涵。

"宗教是毒药。请保护好儿童"宣传画

　　于是，一系列被称为“红色仪式”的新风俗被设计出来：

红色婚礼

　　“红色婚礼”：取代教堂婚礼。仪式通常在工会俱乐部或文化宫举行，装饰以红旗与领袖像，而非圣像。主婚人由党或共青团干部担任，新人会收到马克思、列宁著作作为贺礼，取代传统的宗教祝福。一首当时的打油诗反映了这种转变：

　　“Мать венчать меня хотела
　　По старинке с кольцами.
　　По-другому вышло дело:
　　В клубе с комсомольцами.
　　Платья белого не надо
　　И фата мне не нужна
　　И в платочке я нарядн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жена“

　　（母亲想按老规矩给我办婚礼——戴戒指。结果却大不相同——在俱乐部，和共青团员们一起。）

红色婚礼

　　“十月命名”：替代教堂的婴儿洗礼。新生儿父母在庄严的集会上，在同志们的见证下，向地方苏维埃登记孩子出生，并承诺以共产主义精神养育后代。孩子常被赋予极具时代色彩的名字，如“弗拉迪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缩写）、“妮涅尔”（列宁名字倒序拼写）、“斯大林娜”，或“列夫米拉”（世界革命之意）。

1924年11月16日人民教育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莫斯科工人俱乐部主持"十月婴礼"并怀抱婴儿。

　　“红色葬礼”：改革传统殡葬。仪式强调世俗性，移除神父与祈祷环节，代之以追悼会，颂扬逝者对集体事业的贡献。政府同时大力推广火葬，称之为“无神论讲坛”，将其视为对抗“不朽圣骸”等宗教观念、倡导科学与卫生的进步之举。首个火葬场于1920年在彼得格勒建立。

参加二月革命遇难者葬礼的治丧委员会成员

　　重构时间：新节日与历法改革

　　除了人生礼仪，苏联政府还着力打造全新的节日日历，以取代以宗教节日为核心的旧历法。

　　1918年初，苏维埃俄国率先采用公历（格里高利历），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旨在切断由儒略历所维系的东正教节期传统。圣诞节因此从12月25日“移至”1月7日。

　　与此同时，一系列全新的政治节日被确立并大力推广：

　　新年：被剥离其宗教关联（虽保留了枞树这一圣诞象征），改造为全民性的世俗家庭节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展示工人阶级团结与力量的盛大游行日。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庆典，通过宏大的阅兵与游行，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叙事。

"宗教是五年计划的绊脚石！"宣传画

　　这些节日被设计得热闹、集体化且充满政治教育意义，意图将民众的庆祝热情从教堂引向街头和广场。

　　理想与现实：新仪式的接受度与最终遗产

　　尽管当局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但这些精心设计的“红色仪式”在民间的扎根程度却远未达到预期。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著作《仪式》封面

　　在广大农村，传统世界观与宗教习俗根基深厚，新仪式往往遭遇不解或消极抵制。即使在城市，严酷的生存现实（内战、饥荒、物资短缺）也使得许多民众无暇顾及仪式的新旧。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控制略有松动，传统仪式有所回潮。

　　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尤其是卫国战争爆发后，国家出于动员民众、凝聚民族力量的现实需要，调整了宗教政策，与东正教会的关系有所缓和，一些传统习俗得以在有限空间内存续。

　　最终，旨在全面替代宗教的“红色仪式”工程，其核心部分（婚礼、葬礼、出生礼）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全民自觉的新传统。然而，其对历法的改革以及所创立的政治节日体系，却成功嵌入了苏联社会的肌体，塑造了几代人的时间体验与集体记忆。今天俄罗斯的节日日历中，仍清晰可见这一时期的深刻烙印。

　　苏联时期创造新仪式以替代宗教传统的努力，是一场宏大而曲折的社会实验。它揭示了国家权力试图深入改造日常文化层面的巨大雄心，也展现了深植于民间的习俗与信仰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这些“红色婚礼”、“十月命名”和革命节日，如同历史路标，标记出一个时代试图与过去彻底决裂、塑造“苏维埃新人”的乌托邦冲动。尽管其中许多具体仪式如昙花一现，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提醒我们，节日与仪式不仅是生活的装饰，更是权力、认同与意义争夺的深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