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关于苏联社会的五大常见迷思

　　关于“苏联没有宗教”

1950年5月，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信徒们挤在圣十字乡村教堂参加礼拜。

　　苏联政府确实长期推行坚定的无神论宣传，列宁“必须同宗教作斗争”的言论奠定了基调。革命后，东正教会与国家分离，民事登记改由政府部门负责，大量教堂被拆毁或改作他用，清真寺也大多关闭。

　　然而，宗教在苏联从未被正式禁止。宪法明文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即有权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并可进行宗教活动或无神论宣传。1943年，经斯大林倡议，恢复了莫斯科牧首区，并设立了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国家事实上承认了东正教信徒的存在。因此，尽管无神论宣传无处不在，信徒前往教堂虽困难重重，但并未被明令禁止。

　　关于“苏联是绝对平等的社会”

1949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地方商店内，消费者们在选购自己需要的商品。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口号在早期曾广泛传播，但社会差异从一开始就十分显著。住房问题尤为突出，大规模建设直到战后赫鲁晓夫时期才展开。即便如此，大多数工人的居住条件仍较为朴素，且此类住房由国家分配，难以自行购买。购买汽车或家具通常需要漫长排队等候，且前提是拥有足够资金。只有高级别的党政官员才能享有一定程度的优裕生活。可见，资源分配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

　　关于“苏联拥有全民享有的最优免费医疗”

1988年8月13日，俄罗斯奥伦堡儿童综合诊所外排队候诊的患者

　　苏联确实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体系，其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曾位居世界前列（1975年苏联为32人，美国为21人）。然而，许多医生经验不足，多由薪资较低的护士和医士转任。

　　该体系存在两个显著问题：首先，医院经常人满为患，病人常在走廊担架上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才能进行手术，且因合格人员短缺，手术效率低下。其次，存在针对特定群体的医疗系统，如国防部、交通部等部委拥有自己的专门医院和疗养院，高级官员更享有特殊医疗待遇。这反证了公共医疗远非理想。此外，医疗系统中的馈赠现象在当时并非罕见。

　　关于“苏联社会不存在私人情感生活”

1974年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建设者新村中的婚礼

　　1986年电视节目中的一句著名台词曾引发讨论，暗示高度政治觉悟的公民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将私人情感关系视作消遣。经典苏联电影也往往描绘浪漫化的情感关系。

　　但实际上，苏联社会同样存在涉及官员、运动员等的个人生活风波。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甚至出现过一场短暂但深刻的社会风尚变革。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及其理念也在苏联出现。因此，尽管未被官方宣扬，私人情感生活不仅是生育子女的方式，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避孕措施难以获取，相关用品在多数药房也不易买到。此外，在苏联大部分时期，法律对男性之间的特定关系予以刑事处罚，这体现了社会观念对个人生活的约束。

　　关于“苏联商品质量上乘”

1987年标有“废品模特”字样的假人，身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缝纫厂与新罗西斯克基洛夫工厂的瑕疵产品，作为“提高劳动质量”宣传运动的一部分。

　　一位前苏联航空航天企业计划部门负责人曾表示：“经历过战争后，我们不惧怕饥饿，并对未来抱有某种信心。”虽然苏联人民基本免于饥饿，但国家提供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例如，1963年国家贸易检查发现，68%的自行车和34.7%的家具不符合质量标准。1965年，包括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内的高级官员仍在讨论对所有产品实行国家质量控制的必要性。
商品短缺是常态。一位在苏联度过童年的人士回忆：“基础奶酪、香肠、肉类、普通口香糖以及儿童鲜艳服装鞋帽的短缺，都是令人困扰的问题。”虽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更容易买到昂贵或进口商品，但大多数省级城镇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随着对外贸易和进口增长，才接触到更丰富的优质商品。

　　上述辨析表明，关于苏联的许多扁平化印象，往往过滤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多层次与复杂性。历史现实总是在官方表述、社会政策与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的互动中形成的。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我们穿透笼统的标签，审视具体领域的实际运作与普通人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