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弗洛伊德、茨威格：欧洲大师如何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弗里德里希·尼采（Фридрих Ницше）在1886至1887年的冬天结识这位俄国作家。他在尼斯（Ницца）一家书店偶然翻到一本法文版《地下的精神》，那本书把《女房东》和《地下室手记》收在一起。这次相遇给哲学家留下强烈印象，他后来在《偶像的黄昏》里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位让我能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尼采叹服这位俄国作家洞悉人性矛盾、描摹最复杂心理状态的本领，两人在道德与宗教上的见解却相去甚远——他并不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世界观。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Зигмунд Фрейд）的目光与文学评论家全然不同，他感兴趣的不只是作家，还有作家这个人。1928年，这位精神分析奠基人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试图用精神分析解剖这位俄国经典的内心矛盾。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成四个侧面：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对其文学才华，弗洛伊德评价极高，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还把“宗教大法官”一节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托马斯·曼（Томас Манн）眼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大小说家，也是触及宗教、民族身份与欧洲文化等重大问题的思想家。他在1918年的《一个非政治者的沉思》中就谈到这位俄国人，关注其宗教信念，以及对俄国、德国和西欧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称德国是“一个伟大、骄傲而独特的民族”，托马斯·曼借此思考德国文化自身的特质。1945年，他写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要有分寸》一文，次年发表，在重申敬意的同时，也对这份文学遗产给出冷静的批评。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Стефан Цвейг）在1920年出版的《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里，为后者单辟一章。他把三人都看作19世纪第一流的小说家，各自撑起一个艺术世界：“巴尔扎克是社会的世界，狄更斯是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个人与宇宙的世界。”茨威格尤其着迷于作家的内心矛盾及其与苦难的关系，把人生磨难看作精神重生的根基。他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命运之间进行着一场无休止的搏斗，那是“一种带着爱意的敌对”。

　　隔着语言与国界，欧洲思想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照见自己的问题：有人取其心理，有人析其人格，有人借他追问民族与信仰。敬意与分歧并存，恰是这位作家跨越国界的分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