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托尔斯泰为何难读：横在现代读者与经典之间的三道墙

　　头一道墙，是过时的词。过去两个世纪，俄语变化很大，许多19世纪的日常用词，如今要么消失，要么换了意思，经典里这样的“陷阱”比比皆是。比如“拆开一封信”，当年指的是“打开信封”，现在却像在说用打印机发出电子文件；“庸俗”一词本指“平常、老套”，今天则染上“下流”的色彩。读到《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掀起蓬松的雪尘，大胆的雪橇飞驰；车夫坐在前座上，裹着羊皮袄，系着红腰带”，学生往往分不清谁坐在哪里、谁在往哪儿跑。没有专门的注释或词典，整段文字的意思便丢了。

　　即便每个词都认识，词背后的事物也可能陌生，这是又一道墙。经典里满是对社会制度、生活细节、官阶与习俗的指涉，而它们早已消逝。“九品文官”是何等身份，和“八品文官”差在哪里，今天都得加注才能懂。书中的世界，人们靠驿马出行，恪守拜访与决斗的繁复礼节；不了解这些，人物的举动显得没来由，他们的悲欢也像被夸大了。学校的文学课常常来不及讲清细节，读者只能独自面对一篇读不懂的文字。

　　最深的一道墙，是价值观念的变迁。19世纪读者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现代人往往难以理解，甚至无法接受。经典浸透了贵族荣誉、宗教式谦卑、宗法责任与牺牲精神，在一个崇尚个人成功与自身权利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人，很难真切体会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女主人公为何如此畏惧罪孽，也不明白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在决斗中何以举止古怪。今天的读者本就各不相同，有人在东正教家庭长大，有人出身无神论环境，有人看重集体，有人信奉个人，而经典提供的是一套曾经共通、如今却有了多种选择的坐标。所谓“读懂”经典，不只是把字句拆解清楚，更要进入作品的价值世界，同时承认它与今人秉持的那套观念可以并不相同。

　　经典的难懂，一半在语言，一半在时代。词会过时，事物会消逝，价值也会流转；正因为如此，读经典才需要一点耐心与想象，去接近一个陌生而真实的世界，而不是急着用今天的尺度去丈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