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槟论俄尺卖，钢琴当鱼缸用——革命前莫斯科人的狂欢夜

安娜·波波娃

2026年9月07日

　　说起革命前莫斯科的夜生活，“吃喝玩乐”四个字实在太轻了。那时候的狂欢动辄持续数日，从一家餐厅转战另一家餐厅，中间穿插着各种今人难以想象的疯狂举动。参与者不只是养尊处优的莫斯科纨绔子弟，还有腰缠万贯的商人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他们留下的故事，至今读来仍令人瞠目。

　　莫斯科人习惯在“埃尔米塔日”和“斯拉夫集市”两家餐厅慢悠悠地吃早餐。晚上看完戏，或者去郊外散过步，一行人便驱车前往“亚尔”餐厅用晚餐——这家店一直营业到凌晨。1860年代，“亚尔”率先请来吉卜赛合唱团演出，因为吉卜赛人在城内表演是被禁止的，观众便乐意跑到城郊来听那些深情而热烈的歌声。有人把这里称作“美丽堕落的世界”：电灯、管弦乐队、衣着大胆的女人、放肆的谈笑，只要兜里还有几个钱的人都被吸引而来，尤其是那些会花钱、也舍得花钱的主儿。

　　在这里，香槟不是按杯卖，也不是按瓶卖，而是按“俄尺”卖。服务生把起泡酒倒在一个一平方俄尺（约0.5到0.7平方米）的方托盘上，能摆多少杯就上多少杯。莫斯科的美食家们还自己调配宾治酒，往酒里扔珠宝首饰——鸡尾酒一喝完，盛满宝石的杯子就分给在场的歌女。为了找乐子，客人甚至把三角钢琴当成鱼缸：灌满香槟，再把罐头里的沙丁鱼放进去“游泳”。几瓶起泡酒和白兰地下肚，有人就想倾诉心事。要是找不到合适的谈话对象，还可以对着单间里的镜子抒发。镜面上刻满了客人留下的真心话：“到此一游，挥霍五百卢布”、“把心拿走却不还回来，怎么就不害臊？”、“我曾在此醉饮”。

　　这样的晚宴自然少不了女人。莫斯科某家餐厅有一道压轴“菜”，由好几名服务生一起端上来。托盘中央，在各色冷盘、鲜花和水果的簇拥中，躺着一位几乎未着寸缕的女子。这道“菜”被摆上桌后，狂欢者便喊着上香槟，往女子身上撒钱、浇酒，再取食她周围的菜肴。想看异域舞蹈的人则去卡梅尔格尔斯基巷的“奥蒙”剧院。那里的女演员表演肚皮舞——这种舞蹈在当时是官方禁止的，多付一笔钱还可以点到单间里单独表演。

　　爱打牌的人聚集在各家俱乐部和社团里，一夜之间就能输光家产，大笔稿酬转眼易手。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有时一个跟着俱乐部会员来蹭局的陌生人输了钱付不起，干脆溜之大吉，债务就落到邀请他来的人头上。在英国俱乐部，牌局通宵达旦，客人根本不用担心警察上门——因为莫斯科总督是俱乐部的荣誉理事长，警察总监则是常客。有一回，列夫·托尔斯泰在这里输给一名军官一千卢布，差点因付不起账上了黑名单，幸亏一位相识的编辑替他解了围。而在俱乐部那间“地狱”般的房间里，早在废除农奴制之前，人们就拿村庄和庄园当赌注——一夜之间，农奴们可能就换了主人。

　　莫斯科的餐厅几乎对任何突发状况都有准备，连最荒唐的要求都明码标价。比如在“亚尔”，花一百卢布（约合1700美元）就可以合法地用瓶子砸碎一面镜子。想耍耍无赖又免于受罚，得准备一百二十卢布（约合1400美元）——这笔钱够往服务生身上抹芥末。一夜之间在餐厅花掉万贯家产的事并不稀奇。有一回，一群人连续四个小时从二楼窗户往外倒酒，服务生只能不停地把最贵的酒送上去。结账时，派对主人面不改色，为这场闹剧付了十万卢布——按今天的币值约合一亿五千万卢布或170万美元。

　　安东·契诃夫在1885年的一篇随笔中写过塔季扬娜节的狂欢，说那一次“除了莫斯科河，什么都被喝光了”。庆祝活动是学生们在“亚尔”办的，热闹到什么程度呢，有个学生一时兴起，跳进养着纳罗福明斯克鲟鱼的水池里洗了个澡。有时狂欢者的想象力还能走得更远。有一次，一群人点了一份价值一千卢布的宾治酒——一种用葡萄酒混合利口酒、香槟、白兰地和水果调成的饮料，餐厅最多只能调出三百卢布的量。结果狂欢者们往里面加了金币，不多不少，正好补上差的那七百卢布。

　　狂欢有时还以荒唐的意外收场。有一群人通宵达旦地庆祝命名日，换了好几家餐厅，最后受其中一位客人讲述的故事启发，决定去非洲打猎。第二天早上，这些“猎人”发现自己坐在一列火车上，车已经开到了奥廖尔省一带。后来还是在其中一个人外套口袋里找到一张事先写好的字条，上面详细列着计划和“莫斯科——非洲”的路线，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