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谋面的对话：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如何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托尔斯泰仔细读过同行的作品，私人藏书室中保存着《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和《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两部作品，书页上留下了大量批注，日记和书信里也一再回到读过的内容。他曾把《罪与罚》的开篇几章称为杰作，同时又批评其风格上的草率和心理层面的牵强。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时，托尔斯泰称他是“最亲近、最珍贵、最不可缺少的人”。

　　正是这种亲近与深刻分歧并存的关系，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探究的是个体灵魂内部恶的根源——拉斯柯尼科夫对上帝和良知的叛逆。而托尔斯泰在《复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中，则将目光转向了罪行的社会根源。在托尔斯泰看来，主要的恶并不藏于某个人的灵魂深处，而是根植于有缺陷的社会结构之中。

　　两人争论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对《白痴》（«Идиот»）中一段情节的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梅什金公爵试图拯救沦落的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而他本人与她沦落的原因毫无关系。到了《复活》里，聂赫留朵夫公爵恰恰是引诱卡秋莎·玛丝洛娃的那个人，自己犯下的错，自己忏悔，自己试图弥补。

　　对托尔斯泰这部小说影响颇深的，还有《死屋手记》（«Записки из Мертвого дома»）。他曾反复阅读此书，称它是一部“令人惊叹、发人深省”的作品（удивительная, назидательная книга）。关于监狱世界的种种看法，以及罪行与所受惩罚之间难以匹配的认识，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这本书中汲取的。

　　语言学家们注意到，《复活》实质上是一位经典作家对另一位经典作家的创作性回应。托尔斯泰在主要问题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法一致——二人都承认通过苦难实现道德新生的必要性——但他为之提出了另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