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择：苏联如何为各民族创造“便利”的书写系统

　　拉丁化浪潮：世界革命与纸面节约的双重驱动

　　1917年革命后，新生政权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扫除文盲。在沙皇俄国，教育是特权阶层的专利，掌握读写能力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新政权的理念恰恰相反：让书写变得简单、让知识触手可及。1918年俄语拼写改革移除了一批“只具历史意义、无需发音”的字母，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妇女扫盲教育

　　1920年代中期，语言学家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为所有突厥语族语言创制统一的拉丁字母。到1930年，这一构想扩展至更广泛的语言范围，包括远东地区的埃文基语、埃文语、乌德盖语、楚科奇语、伊捷尔缅语等原本没有文字的语言。超过50种语言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书写系统。

　　拉丁字母在当时被赋予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革命字母”。苏联被视为世界革命的桥头堡，而拉丁字母被看作“不属于任何特定民族”的国际性文字。以鞑靼语为基础的“亚纳利夫”（意为新字母）方案应运而生。

乡村教师教授乌兹别克妇女识字

　　语言学家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甚至用数学公式论证：同样内容的文本，拉丁字母排版比基里尔字母节省空间——这在纸张短缺的年代，是颇具说服力的经济考量。他甚至提出一个“逻辑闭环”：西方用拉丁字母，东方我们也要转成拉丁字母，那么中间使用基里尔字母的俄语就成了“楔子”，理应与时俱进、改换字母。

　　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逻辑遇到了现实阻力。当识字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字母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人需要在几年内“重新学习读写”，陷入功能性文盲状态。更何况，此时苏联的国家战略已从“世界革命”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对拉丁化的热情自然降温。

　　基里尔化转向：从国际主义到国家建构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林市幼儿园的俄语课

　　1930年代中期开始，风向突变。那些刚刚获得拉丁字母的文字，又被纳入向基里尔字母转换的轨道。这一过程从30年代末持续到40年代末。当年的“节约纸张”公式不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文字处理方式：不再引入新符号或变音符号，而是大量使用“双字母组合”来表示单一音素。

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的学校里

　　在高加索语言中，甚至可以见到“三字母组合”的奇观。例如阿迪格语的基里尔字母表中，既有普通的“Т”，也有带竖杠的“ТІ”（表示比普通Т更干脆清晰的音），还有“Тӏу”（表示发音时伴随圆唇动作）。其他语言如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则引入了Ә、Ө、Ү等源自“亚纳利夫”时期的特殊字母和变音符号。

莫斯科喀山火车站

　　这种转变的深层逻辑，与国家建构的需要密切相关。统一的书写系统有助于加强中央与边疆的联系，促进民族交流与国家认同。

达吉斯坦女教师

　　苏联解体后的余波：回归还是延续？

　　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一些地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字选择。鞑靼斯坦曾热烈讨论恢复“亚纳利夫”。2000年，当地决定向接近阿塞拜疆模式的拉丁字母过渡。然而2004年，这一决定因与联邦法律冲突而被叫停。时至今日，鞑靼语仍沿用现代基里尔字母。

苏联各民族语言文学出版物

　　对于俄罗斯的多数民族而言，基里尔字母已成为稳定的书写传统。唯一的例外是波罗的海-芬兰语族的一些民族（主要是卡累利阿人），他们历史上一直有使用拉丁字母的书写传统。给一个民族选择或创制文字，从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关乎身份认同，关乎政治取向，关乎这个民族在更大文明版图中的自我定位。苏联时期的文字改革，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革命理想与现实政治的交织、国际主义与国家建构的张力。今天的俄罗斯，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字已定型于基里尔字母体系，这段曲折的文字演变史，也成为理解这片土地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注脚。在国际母语日，我们不仅庆祝语言的多样性，也应思考——每一种书写符号背后，都有一段值得铭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