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5位杰出女性电影导演：用镜头书写时代与人心

　　塔季扬娜·莉奥兹诺娃（Татья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Лиознова，1924-2011）或许是苏联最具多才多艺的女性导演，她涉足多种题材，擅长讲述那些未被言说的故事，创作的影片始终面向广大观众，总能引发普通人的共鸣。

塔季扬娜·莉奥兹诺娃或许是苏联最多才多艺的女性导演

　　莉奥兹诺娃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裁缝，平凡的家庭环境让她从小就对生活有着细腻的观察，也深深热爱着电影与书籍。她曾坦言，自己至少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战争与和平》17遍，这份对文字与故事的热爱，也为她后来的导演生涯奠定了基础。

　　她的老师是传奇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的创作者，这位大师始终认为，艺术家的核心素养，是理解人的能力。莉奥兹诺娃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她很好地领悟了这一点，学会了拍摄真正属于所有人的电影，用情感打动人心，而非单纯诉诸理性。

　　在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仅拍摄了九部影片，并非产量低下，而是因为她从不为追求成功而牺牲质量，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每一部作品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在她的作品名录中，既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普柳希哈的三棵白杨树（Три тополя на Плющихе）》，也有轻快的音乐喜剧《狂欢节（Карнавал）》，甚至还有极具探索性的实验性戏剧《我们，署名者（Мы, нижеподписавшиеся）》，每一部都展现着她多样的创作才华。

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在《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饰演伊萨耶夫-施季里茨

　　1973年，随着《春天的十七个瞬间（Семнадцать мгновений весны）》的上映，莉奥兹诺娃迎来了自己的创作转折点。这部十二集史诗级电视剧播出时，几乎让城市街道变得空无一人，数百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只为追随她镜头下的故事。影片设定在1945年，围绕苏联间谍伊萨耶夫-施蒂尔利茨展开，讲述他潜入纳粹内部、破坏“日出行动”的惊险历程。这部黑白影片中，最经典的场景之一，便是伊萨耶夫-施蒂尔利茨与妻子（叶卡捷琳娜·格拉多娃饰演）在德国咖啡馆的秘密会面，两人无法公开交谈，只能通过眼神与隐藏的情感传递心意，情节充满情节剧式的细腻转折，成为电影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片段。

　　与莉奥兹诺娃的大众向创作不同，基拉·穆拉托娃（Кир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Муратова，1934-2018）则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独立创作之路，她也被称为苏联独立电影界最后的作者导演。这位罗马尼亚革命者的女儿，天生就带着导演的天赋，却始终难以被定义、被归类，她的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穆拉托娃出生于罗马尼亚，在莫斯科求学，却将敖德萨——这座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曾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港口城市，视为自己在世界上最爱的地方，这里的风土人情也悄悄融入了她的创作之中。

基拉·穆拉托娃是苏联独立电影界的最后一位作者导演

　　她的影片既是风格的先驱，也是内容的典范，始终从女性导演的独特视角，展现事物的两面性，不刻意美化，也不刻意批判。穆拉托娃曾有句名言：“Сегодня кошка съела птичку. Кошка злая? — Нет, голодная. Спи. — А птичку жалко? — И птичку жалко, и кошку жалко. Спи, говорю. （我同情那只鸟，也同样同情那只猫。）”这句话也恰好诠释了她的创作理念——她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展现他们在极端情况下暴露的真实本性，影片中的主角往往性格古怪、难以评判，行为也完全不可预测，却有着最真实的人性温度。

　　1967年，穆拉托娃凭借处女作《短暂的相遇（Короткие встречи）》惊艳影坛，这部爱情剧情片由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主演，用细腻的镜头捕捉着爱情中的遗憾与悸动。1978年的《认识广阔的世界（Познавая белый свет）》是她最被低估的作品，而1971年的《漫长的告别（Долгие проводы）》则因创作理念与当时的主流不符，被搁置多年，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得以公映。

由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和基拉·穆拉托娃主演的《简短邂逅》

　　就像鲁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独来独往的猫”，穆拉托娃刻意特立独行，也常常因此面临诸多阻碍，但她从未妥协，在《三个故事（Три истории）》（1997年）、《感伤的警察（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милиционер）》（1992年）、《调音师（Настройщик）》（2004年）等代表作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视觉世界，形成了独特的电影语言。

　　在长达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坚守创作：在苏联时期，她面临着严苛的审查；苏联解体后，她在乌克兰艰难寻找影片资金，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的热爱。1990年，她的影片《衰弱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这部作品极具预见性，穆拉托娃在片中预见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将陷入的混乱。她无意间教会观众，要以开放的心态、真诚的情感去“解读”她的电影，她的作品融合了戏剧与超现实主义、暴力与黑色幽默，藏着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她从小就崇拜查理·卓别林，常看他的电影，这种对人性的关注与细腻的表达，也在她的作品中清晰可见。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文化频道的投票，她的《漫长的告别》与《衰弱症》两部作品，跻身“全球最伟大的100部女性导演影片”之列，这份认可，是对她一生创作的最好回馈。穆拉托娃的作品，确实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郁沉思，正如她曾说：“或许，乐观是悲观的最高境界。”

　　在苏联女性导演中，拉丽萨·舍皮科（Лариса Ефимовна Шепитько，1938-1979）的一生短暂却璀璨，她用有限的生命，留下了无限的艺术财富。

拉里萨·舍皮琴科最初以演员身份登上影坛

　　这位身姿挺拔的黑发女子，有着绿色的眼眸，容貌美丽，她最初是以演员的身份踏入影坛，却很快发现，电影创作才是自己真正的热爱，这份热爱早已融入她的血液。她的老师是亚历山大·杜甫仁科（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Довженко）——这位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人，舍皮科常回忆起这位《乌克兰三部曲（Украинская трилогия）》导演对待学生的方式：他从不把学生当作未来的导演来培养，而是首先将他们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与想法。在杜甫仁科看来，电影是艺术家个性的直接投射，他鄙视那些仅将电影作为追逐名利工具的人，这份理念也深深影响了舍皮科的一生。

　　为了追求情感的真实，舍皮科在1963年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热度（Зной）》，这部根据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短篇小说改编的剧情片，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也正是在这部影片的片场，拉丽萨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埃列姆·克利莫夫（后来《自己去看》的导演），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结婚，成为影坛的一段佳话。

　　27岁时，舍皮科凭借第二部影片《翅膀（Крылья）》（1966年）引发轰动，这部影片跳出了当时的创作框架，聚焦于战后女性的内心困境。影片主角娜杰日达·彼得鲁欣娜（玛雅·布尔加科娃饰演）与当下生活格格不入，无法与唯一的女儿沟通，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位二战时期的前战斗机飞行员，始终深陷过去的荣光与伤痛中无法自拔。她极度孤独，因为她在自己与周围的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墙，不愿轻易展露内心的脆弱。影片的结尾极具隐喻意义：彼得鲁欣娜来到一家飞行俱乐部废弃的机库，登上一架飞机，冲向天空。一个特写镜头捕捉到她快乐的脸庞——她的“翅膀”再次生长，与世界的联系终于重新建立，这份挣脱束缚、找回自我的力量，打动了无数观众。

　　20世纪70年代，舍皮科拍摄了具有自我反思性、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影片，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的《你我（Ты и я）》，以及1977年成为第一部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苏联影片《上升（Восхождение）》。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影片，同样跻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的“女性导演最伟大影片”之列，排名第11位，位于凯瑟琳·毕格罗的《猎杀本·拉登》与朱莉·达什的《尘土的女儿》之间，足以见得它的国际影响力。

　　舍皮科的独特风格在全球备受推崇，她曾与米洛斯·福尔曼、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等国际大师会面，还与丽莎·明奈利是好友。“在好莱坞，人们非常重视拉丽萨·舍皮科这位导演。有一次，科波拉邀请我母亲过去，想让她对《现代启示录》的结局提提意见。”她的儿子安东·克利莫夫曾回忆道，这份认可，是对她导演才华的最好证明。

　　舍皮科始终模糊着纪录片与叙事电影的界限，对她而言，电影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表达自我、解读世界的工具。命运的悲剧性转折，让《上升》成为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1979年7月，舍皮科与剧组的四名成员在特维尔市附近遭遇车祸身亡，当时他们正在为根据瓦连京·拉斯普京小说《告别马焦拉》改编的下一部影片寻找外景地，她的离去，成为苏联影坛的一大损失。

　　如果说舍皮科的作品聚焦于人性与时代的宏大命题，那么季娜拉·阿萨诺娃（Динара Кулдашевна Асанова，1942-1985）则将镜头对准了更细腻的日常，为苏联电影翻开了新的一页——她让广大观众得以窥见儿童校园生活、家庭问题，以及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历程，那些被忽视的细微情感与成长困境，都在她的镜头下被温柔呈现。

季娜拉·阿萨诺娃为苏联电影翻开了新的一页

　　阿萨诺娃是拍摄那些无人愿意提及的社会问题的先驱，在她看来，成长、建立人际关系与信任，是青少年生活中最具戏剧性、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也是最值得被关注的话题。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拍摄关于青少年的电影会如此吸引我：他们始终在探索，寻找无数问题的答案，寻找真正的自己。而这条道路，我想与他们一同走过。童年、青年不是一座孤岛，不是生活的碎片，不是‘前生活’，而是已经开始的生活。”阿萨诺娃在日记中写下的这段话，正是她创作的初心。

　　阿萨诺娃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当时属于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求学期间，她不断打磨自己的导演技艺，20世纪70年代，逐渐在影坛崭露头角。她的处女作《啄木鸟不会头痛（Не болит голова у дятла）》（1974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青少年的成长烦恼，为这位年轻导演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赞誉。她的后续作品——由阿列克谢·彼得连科主演的《麻烦（Беда）》（1977年）、埃琳娜·索洛维主演的《妻子离开了（Жена ушла）》（1979年），则将目光转向家庭，聚焦于家庭矛盾、酗酒与破碎的人际关系，用真实的镜头引发观众的共鸣。

　　当阿萨诺娃开始与街头儿童合作时，曾引起广泛关注，这些孩子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却为她的影片带来了十足的真实性，让故事更具感染力。季娜拉特别关注儿童心理学，在片场花费大量时间营造轻松、支持性的氛围，她让非专业儿童演员即兴发挥，在拍摄过程中打造出家庭般的温馨环境，让孩子们能够自然地展现自我。对阿萨诺娃而言，即兴发挥就像对爵士乐手一样至关重要，它能捕捉到最真实、最鲜活的情感瞬间。

《问题少年》（1983年）在苏联获得了独特地位

　　她的社会剧情片《问题少年（Пацаны）》（1983年）在苏联获得了邪典地位，影片聚焦于劳动营中的苏联未成年人，以及他们伟大的导师（由阿萨诺娃最喜爱的演员瓦列里·普里约米霍夫饰演），探讨了所有青少年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误解、孤独与愤怒，用温柔的视角给予这些孩子理解与关怀。她的家庭剧情片《亲爱的、最亲爱的、心爱的、独一无二的（Милый, дорогой, любимый,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在1985年戛纳电影节上展映，让世界看到了苏联家庭生活的另一面。

　　令人惋惜的是，1985年，阿萨诺娃的生命戛然而止，她在摩尔曼斯克拍摄新片《未知者（Никудышная）》时，因心脏骤停去世，年仅42岁，她用短暂的一生，为苏联电影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在这五位杰出的苏联女性导演中，娜杰日达·科舍沃罗娃（Надежд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ошеверова，1902-1989）是资历最深厚的一位，她的一生跨越了苏联的多个时期，用童话电影，为无数观众编织了美好的梦境。

娜杰日达·科舍沃罗娃拥有发现新人才的天赋

　　虽然科舍沃罗娃也曾尝试过多种题材，但她的天赋在童话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她也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公认的苏联童话电影女王。她最著名的影片《灰姑娘（Золушка）》，为她赢得了享誉国内外的荣誉与认可，这部拍摄于1947年的作品，凭借出色的演技与叶夫根尼·施瓦茨撰写的精彩剧本，获得了诸多赞誉，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灰姑娘》或许是苏联电影史上第一部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童话电影，它没有刻意传递说教，而是以轻松讽刺的笔触，反映了苏联普通人生活的某些特点，比如灰姑娘的继母（费伊娜·拉涅夫斯卡娅精彩演绎）的行为，就像典型苏联公共公寓里令人不快的住户，既真实又充满趣味，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生活的烟火气。

　　科舍沃罗娃不仅擅长拍摄童话，更有着发掘新人的独特天赋，许多优秀演员都曾得到她的赏识与培养，演员们也都很爱戴她，其中就包括费伊娜·拉涅夫斯卡娅、奥列格·达尔、阿纳斯塔西娅·韦尔京斯卡娅等知名演员。她的作品，如《古老的传说（Старая, старая сказка）》（1968年）、《影子（Тень）》（1971年）、《该隐八世（Каин XVIII）》（1963年）、《夜莺（Соловей）》（1979年）、《驴皮（Ослиная шкура）》（1982年），始终歌颂着爱与同情、忠诚与勇气、希望与喜悦，用温暖的镜头治愈着每一位观众。

　　科舍沃罗娃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并非单纯的童话叙事，她拍摄于苏联-芬兰战争时期的现实主义剧情片《加莉娅（Галя）》（1940年），因意识形态原因被禁止放映，成为她创作生涯中的一大遗憾；而她与亚历山大·伊万诺夫联合执导的喜剧《驯虎师（Укротительница тигров）》，则成为195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之一，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缓解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压力。凭借着独特的讽刺与轻盈的笔触、藏在故事里的善良与淡淡的忧郁，科舍沃罗娃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被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喜爱，成为苏联童话电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

　　从莉奥兹诺娃的大众叙事到穆拉托娃的独立表达，从舍皮科的宏大命题到阿萨诺娃的细腻日常，再到科舍沃罗娃的童话梦境，这五位苏联女性电影导演，跨越了不同年代，深耕着不同题材，却有着同样的创作初心。她们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与细腻的镜头语言，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温度，打破了“电影创作是男性专属”的偏见。在男性主导的影坛中，她们坚守自我，突破局限，不惧审查与阻碍，用一部部经典作品证明了女性在电影创作领域的无限可能。她们的作品，不仅是苏联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电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不可磨灭的珍贵财富，直到今天，仍在向全世界观众传递着温暖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