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法纳西·尼基丁的《三海行纪》：一个俄罗斯商人眼中的印度

　　这趟旅行最初的打算是做一笔普通买卖，却在阿斯特拉罕附近遭遇劫匪，货物被洗劫一空。尼基丁没有原路折返，而是继续前行，试图尽可能挽回损失。他取道杰尔宾特和波斯，到达霍尔木兹，再从那里搭船横渡阿拉伯海，最终在印度的焦尔港登岸。关于尼基丁本人的生平，留下来的信息极少。他是十五世纪的一位俄罗斯商人，父亲名叫尼基塔——也就是说，“尼基丁”并非姓氏，而是父称——家在特维尔。除此之外，别无更多记载。

　　尼基丁在印度停留了大约三年，观察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商业往来、宗教仪式和各邦国的政治格局。他的记录之所以特别，在于这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关于异域的世俗作品，通篇不靠传说和虚构来填充。他如实记下了物价、货物、风俗，也如实记下了自己的内心状态——对家乡的思念，以及置身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时，对自身信仰的反复思索。这份游记后来被称作《三海行纪》（«Хожение за три моря»）。所谓三海，指的是里海、阿拉伯海和黑海——黑海是他归途上穿越的最后一片海域。实际的路线远比这几个字曲折：他到过巴赫曼尼苏丹国，到过都城比达尔，到过毗奢耶那伽罗，也到过圣城帕尔瓦特。回程穿过阿拉伯半岛、波斯和特拉布宗，最终没能回到特维尔。1475年秋天，尼基丁病逝于斯摩棱斯克附近。同行者将他的手稿带到莫斯科，随后被编入官方的编年史中。

这是阿法纳西·尼基丁于16世纪早期手写卷轴《三海行纪》中的一页复制品

　　在十五世纪的俄罗斯，《三海行纪》至少在三个方面与此前的同类文本拉开了距离：

　　首先是它的世俗属性。古罗斯文学中，“行纪”这类体裁在尼基丁之前就已存在，但所有已知的作品都是朝圣记——记述前往圣地，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旅程。尼基丁写的却是贸易、物价、道路和政治局势，从头到尾是一份来自实地的商业报告，而不是一篇用来教化人心的训导文。

　　其次是真实的印度。在尼基丁之前，俄罗斯和欧洲流传的关于印度的说法充满了离奇的想象。尼基丁看到的则是一个具体的国度：农民吃的是大米和蔬菜，城市居民从事手工行当，王公坐在大象背上出行，战马比黄金还贵。他一笔笔记下什么货物运进来、什么货物运出去，哪里能买到什么，当地使用什么样的货币。这始终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商人的目光。

　　第三是字里行间那段持续不断的内心对话。整部手稿中，尼基丁一直在思索信仰的问题。身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包围中，他对自己身为基督徒的孤独处境感受格外强烈。他用尊重的笔调描述印度教徒的习俗——斋戒、净身、礼敬太阳——同时又因为无法遵守东正教的仪式而深感不安。

　　从时间上看，《三海行纪》比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早了大约三十年，也比欧洲人笔下最早关于印度的记述早了几十年。对十五世纪的俄罗斯读者而言，这是一扇通向全然陌生世界的窗子。对今天的历史学者来说，则是一份难以替代的文献。

　　俄罗斯史学界发现尼基丁的手稿是在十九世纪初。1817年，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国家史》中写下一段话，语气里透着不加掩饰的自豪：“Доселе Географы не знали, что честь одного из древнейших, описанны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в Индию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России Иоаннова века…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Васко де Гама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мыслил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йти путь от Африки к Индостану, наш Тверитянин уже купечествовал на берегу Малабара и беседовал с жителями о Догматах их Веры”（迄今为止，地理学家们并不知道，最早一批有记载的欧洲人赴印度旅行这一荣誉，属于伊凡时代的俄罗斯……当瓦斯科·达·伽马还只在脑海里思索如何找到从非洲通往印度斯坦的道路时，一位特维尔人已经在马拉巴尔海岸经商，并和当地人讨论他们信仰中的教义了）。

　　一部十五世纪的游记，出自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留下生平记载的商人。尼基丁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写书，他要做的只是挽回一次失败生意的损失。但在异乡的三年里，他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了下来——价格、道路、风俗、信仰，以及自己内心的孤独。这些笔记后来被收入编年史，成为俄罗斯第一部世俗的远行记录。比达·伽马早三十年，比欧洲人的印度描述早几十年，但这些时间上的领先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这份记录从头到尾保持了一个商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带传说，不加虚构，看见什么就记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