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利·波特”到“北京”，俄语译名里藏着多少旧时光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名字Benjamin在俄语里既不是严格按字母转写，也不是按读音直译，而是直接套进了一个俄语本就有的教名——Вениамин（维尼亚明）。

　　外国地名的重音更是个麻烦。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为纪念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得名。英语里这个词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可到了十八世纪，国际通用语是法语，当时谈起名人名字，都按法语的调子念。俄语跟着这股潮流走，“华盛顿”一词的重音就固定在了最后一个音节。到了今天，《俄语专有名词词典》把规矩分得更细：指人时，乔治·华盛顿重音在前；指城市时，华盛顿重音在后。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牛顿的姓也走过类似的弯路。十八世纪的俄语把Newton写成Невтон，久而久之，Ньютон的写法才压过了旧版。从他的姓来的物理单位“牛顿”，重音至今没有统一——《重音大词典》承认两种重音读法都可接受，其他词典却各执一词。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与参议院大楼

　　名字的重音还跟原语言有关。“亚瑟”和“阿尔伯特”都可以把重音放在头一个音节，也可以放在末一个音节，词典怎么建议，要看这名字是从哪国语言来的：阿瑟·米勒重音在前，阿图尔·叔本华重音在后；阿尔·戈尔重音在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重音在后。

　　再看字母本身的变迁。古俄语里，字母“г”在很多地区被读成一种带摩擦感的【h】音，跟今天俄语南方方言里的读法相近。所以英语里的Harry被写成了Гарри，德语的Hans和Heine变成了Ганс和Гейне。到了后来，俄语里又出现了Харри、Ханс这一类更贴近原音的写法。贝多芬的名字也是个例子——十九世纪以前，他在俄语里一直被写成Бетговен，从十九世纪起才固定成今天的Бетховен。西班牙语的Juan，俄语过去常写作Жуан，今天多作Хуан，而普希金在《石客》里用的，又是更古的Гуан。

2016年，乔安妮·罗琳的《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俄文版在莫斯科新阿尔巴特街的莫斯科书城首发，一位女顾客正在选购。

　　印度来源的词汇也有自己的一笔旧账。印度的火神，名字在俄语里至今有两种重音读法——А́гни和Агни́。这个词和俄语里的“火”，其实出自同一个原始印欧语词根。创造宇宙的主神梵天，过去在俄语里被称作Бра́ма，后来才改成Бра́хма；同根的婆罗门阶层，旧称也是брамины，想来是当年的人觉得那个带送气音的“хм”组合读着别扭。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俄语里曾有“摩伽巴拉塔”、“摩伽婆罗多”等好几种写法并存。斯里兰卡这个词，重音可以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也可以落在最后一个音节，它从梵语来的原意，是“受祝福的土地”。

这幅《奇卡与怖军》出自一套早已散佚的《摩诃婆罗多》不透明水彩描金组画纸本，这套组画1670年绘于印度卡纳塔克邦迈索尔。

　　至于中国首都北京，它在俄语里的走法也值得一说。北京的俄语名称，并不是直接从汉语普通话搬过去的，而是经过了西欧语言这道转手。当年欧洲人和中国南方方言区的人打交道，把北京听成了Pachin、Paquin、Pekin、Pequin一类的音，再转写进俄语，就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那副模样。而北京本地人和说普通话的人，对这座城市的称呼本来又是另一副样子。历史上北京两度改名“北平”——明初的1368到1421年，以及1928到1949年，“北平”的意思是“北方安宁”。所以别看俄语里北京和北平两个词长得有点像，词源其实并不一样。如今的俄语里，也能见到更贴近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拼法“Бэйцзин”，比如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类报刊名称里，还有北京国安这样的足球俱乐部名中。

游客们穿过午门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一边走一边拍照。

　　一个外来词被写下来、被念出来、被一代代人重复，往往就再也回不到它最初的样子。从富兰克林的名字到北京的拼法，俄语词典里那些看似琐碎的异读和异形，记下的正是不同语言在历史上彼此接触、互相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