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山海赴苏俄：美国文豪德莱塞的1927年观察之旅

　　或许，再也没有比西奥多·德莱塞更合适的共产主义实验观察者了。这位美国经典作家，一辈子都在作品里描绘底层人民为了更好的生活，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而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也让他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有着天然的共情。对于当时还很稚嫩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它同样迫切需要外界的关注，需要知名且有影响力的外国人，认可它选择的发展道路。德莱塞的经历和创作，让他成为苏维埃俄国心中最理想的盟友——他既能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也能带着共情的心态，理解这个新生国家的探索与不易。

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在乘船前往俄罗斯研究共产主义前，于书桌前记录笔记。（照片拍摄时间不详）

　　德莱塞的苏俄之行，始于1927年的一份邀请。这一年，苏维埃组织“国际工人救济会”邀请他前往苏俄，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祝活动。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德莱塞就一直梦想着去俄罗斯，接到邀请后他欣然答应，却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位美国人对官方的仪式性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不管是阅兵、会议，还是安排好的游览，都满足不了他的好奇心。他真正想看到的，是这个新国家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工人和农民面临着哪些困难，乡村是什么样子，工厂怎么运转，各个加盟共和国又在如何发展。他当即明确要求，要在俄罗斯多待一段时间，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能自己选行程路线，还可以提出任何问题。除此之外，他还请求为自己配一名秘书兼翻译。苏维埃方面承诺，会满足他所有的条件，并且承担他这次行程的全部费用。

　　这时，德莱塞抛出了最后一个疑问：“如果我的看法是负面的呢？”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苏维埃方面的回答简洁又坚定：“我们愿意冒险。”这份包容和信任，彻底打消了德莱塞的顾虑。1927年10月19日，德莱塞从纽约出发，一路向东，11月4日就抵达了莫斯科。这次苏俄之行，他一共待了2个半月。一开始住在首都莫斯科，之后去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接着便深入苏俄腹地旅行，足迹遍布彼尔姆、新西伯利亚、下诺夫哥罗德、基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顿河畔罗斯托夫、第比利斯、巴库、巴统，还走遍了整个黑海沿岸，全方位感受这个新生国家的风貌。

苏联政府为宣传德莱塞访问苏联而发行的明信片

　　从到苏俄的第一天起，德莱塞就坚持每天写日记，记下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这些观察最终变成了两部作品——《俄国日记》和《德莱塞看俄国》。让人遗憾的是，《德莱塞看俄国》一书，在苏俄始终没能完整出版——即便到了1988年改革时期，也只刊发了其中几篇随笔，剩下的章节后来才在不同杂志上慢慢补全。这并不是偶然，尽管德莱塞在书中整体带着善意，也真心接纳了苏俄很多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他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潜藏的危机：艺术创作没了创新活力，平庸和官僚主义越来越盛行，还有那种腐蚀人心、扼杀创造力的恐惧。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样的观察——几乎直接指向正在酝酿的镇压行动——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位外国访客看得这么透彻，又显得太过尖锐苦涩，很难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接受。

　　在苏俄的这段旅程里，德莱塞既有欣赏和感动，也有困惑和惋惜，所见所闻满是鲜明的反差。他欣赏的，是这个社会里那份纯粹的热情和精神振奋——人们正齐心协力建设全新的生活，德莱塞不止一次感受到，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甚至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子孙后代的未来），人们甘愿忍受当下的艰难。让他觉得可惜的是，偶尔会遇到一些虚伪的掩饰：人们把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困难，硬说成是理想中的样子。最让德莱塞触动的，是一处工人宿舍的景象，他在日记里这样写：“这里的两栋楼里，大概住着二十户人家。每户根据家庭成员多少，住一间或两间房，每间房至少住三个人，更多时候是五个人甚至更多。这里的环境特别简陋、杂乱，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没有独立浴室，整栋楼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在一楼，供十二户人家共用；每六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

从左至右：区首席农艺师勒滕、医生索菲亚·达维多夫斯卡娅、西奥多·德莱塞、鲁特·肯内尔及当地陪同人员（照片于1927年12月在斯大林诺拍摄）

　　苏方特意带他去参观了那间公共厨房，想让这位外国客人相信，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会给苏联女性带来不便，反而有不少好处——在这里有伴儿、能互相团结、互相帮忙。他们解释说，俄罗斯人天生就喜欢集体生活，崇尚集体主义。但德莱塞并没有被说服，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这样的生活状态，绝对不是“未来共产主义住宅的样子”，革命的意义本来就是改变这种现状，而不是把它固定下来。

1926年的公共厨房

　　当德莱塞意识到，这种拥挤的集体生活在苏俄已经成了常态时，他感到特别震惊。就连著名导演瓦西里·梅耶荷德和谢尔盖·爱森斯坦，也不得不和很多人挤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但更让他痛心的是，这些公认的艺术大师，受到的不只是居住空间的限制，更有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德莱塞在日记里写道，意识形态让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没法完全发挥才华，他们被宣传任务绑住了手脚，很难实现真正的艺术突破。

　　和正处于困境的戏剧界不一样，苏俄的电影业让德莱塞赞不绝口。“我在美国看过几部苏联电影，”德莱塞曾这样评价，“《战舰波将金号》《伊凡雷帝》《黑暗的势力》《圣彼得堡的末日》，我敢说，这些电影拍得特别有才华，比我们好莱坞的作品水准高多了。在苏联，我又看了几部，比如《暴风雨》和《梁赞的婆娘们》，这两部都达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说实话，我觉得它们是世界电影里的佼佼者。”

1927年奥莉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主导电影《梁赞的女人》海报

　　而让德莱塞特别遗憾的，是苏俄文学传统的断层。他失望地发现，在苏俄，始终没有遇到能和19世纪文学大师比肩的作家。“和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总之，和所有著名的俄国近代作家比起来，当代苏联作家要逊色得多。”这位美国作家在日记里满是苦涩地写道。

　　1927年的苏俄之行，是西奥多·德莱塞文学人生和思想历程里的重要一站。这位美国文豪用真诚的视角、敏锐的眼光，记下了新生苏维埃国家的真实模样——有人们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坚定，有社会发展中的艰难和局限，也有艺术与思想领域的挣扎和困境。他的观察不盲从、不偏激，既看到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希望，也直面了它潜藏的危机，留下了一份跨越时空的珍贵文字记录。如今，当我们重读德莱塞的《俄国日记》和《德莱塞看俄国》，不仅能重温20世纪20年代苏俄的社会模样，更能透过一位西方作家的眼睛，读懂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选择和困境。这场跨越山海的观察之旅，不仅拉近了美苏两国的文化距离，更为后世研究苏俄早期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视角。本文完整版已发表于《俄罗斯世界》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