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从乌拉尔乡野少年，到俄罗斯音乐的不朽传奇

　　10部歌剧、3部芭蕾舞剧、7部交响曲，再加上数不清的艺术歌曲、协奏曲、康塔塔、钢琴小品，以及为管弦乐团与各类独奏乐器谱写的海量作品，共同构成了他留给古典音乐世界的浩瀚遗产。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活跃在19世纪下半叶——那个被后世称作“俄罗斯音乐黄金时代”的岁月里。

　莫扎特的启蒙，与教他弹琴的农奴姑娘

1848年柴可夫斯基一家的全家福，彼得位于左侧。

　　1840年，柴可夫斯基出生在乌拉尔山区的沃特金斯克小镇。他的父亲从圣彼得堡远赴此地，执掌当地的炼铁厂——令人感慨的是，这座工厂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仍在运转。

柴可夫斯基（照片拍摄于1859年）

　　音乐创作与短诗写作，是小彼得自幼在家中接受的启蒙教育。他的父母深爱音乐，也把这份对艺术的热爱，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家里有一件新奇的乐器：一台名叫“管弦琴”的小型机械管风琴，幼年的柴可夫斯基总爱守在旁边，一遍遍听它奏响的旋律。而莫扎特的音乐，更是给这个孩子带来了灵魂深处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下：“正是因为他，我才真正懂得了音乐是什么。”

柴可夫斯基（照片拍摄于1859年。彼得位于第一排左起第七位）

　　教小彼得弹钢琴的，是一位名叫玛丽亚・帕尔奇科娃的年轻农奴姑娘。时至今日，研究柴可夫斯基的学者们仍没能解开一个谜题：这位姑娘的识谱能力究竟从何而来？是无师自通，还是她所属的贵族女主人发现了她的音乐天赋，特意出资让她接受了专业训练？

　　法学生涯，与刻进骨子里的剧场热爱

　　10岁那年，柴可夫斯基跟着母亲迁居圣彼得堡，不久后便考入了帝国法律学校。圣彼得堡的繁华，与乌拉尔小镇的乡野生活天差地别。小彼得第一次被带进了剧场，瞬间就被这个光影与旋律交织的世界彻底俘获，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亲耳听到了大型管弦乐团奏响的、震彻心扉的声响。

柴可夫斯基（照片拍摄于19世纪60年代）

　　父亲为他聘请了德国音乐家鲁道夫・昆丁格担任私人钢琴教师，昆丁格也常带着这个少年去听音乐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老师后来郑重地告诉柴可夫斯基的父亲：这孩子在音乐上，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

　　可老师的断言，丝毫没有浇灭柴可夫斯基对音乐的痴迷。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司法部任职，有了旁人眼中安稳的“铁饭碗”，可剧场依旧是他心之所向。他和在俄罗斯剧院工作的意大利歌唱家成了挚友，也彻底爱上了意大利歌剧的魅力。

　　即便昆丁格早已给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天赋下了「否定判决书」，他的父亲却依然选择支持儿子的热爱，建议他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就这样，21岁的柴可夫斯基考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正式踏上了作曲学习的道路。

　初露锋芒的创作，与捉襟见肘的困顿岁月

　　1865年，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性格舞曲》（后更名为《干草少女之舞》）迎来了首次公开演出。这场演出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亲自执棒，作品一经奏响，便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在这之后，音乐学院管弦乐团又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为俄罗斯皇室演奏了他创作的一首序曲，这一次，站在指挥台上的，正是柴可夫斯基本人。

柴可夫斯基（照片拍摄于19世纪60年代末期）

　　可即便有了这些亮眼的起步，大众的广泛认可却依旧迟迟未至。为了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柴可夫斯基辞去了公职，也彻底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传记作家尼娜・别尔别罗娃曾这样描述他那段灰暗的日子：“口袋里没有一分钱，身上背着还不清的债……创作屡屡陷入瓶颈，有时他甚至会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司法部的办公室里去。可他真的要回头吗？”

　　雪上加霜的是，全家都搬回了乌拉尔，只留他孤身一人在圣彼得堡打拼。别尔别罗娃在传记中写道，那段最绝望的日子里，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游历欧洲，与让托尔斯泰落泪的旋律

　　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的第二年，柴可夫斯基收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任教邀请。正是在莫斯科的这段岁月，他终于一步步走出了困顿，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成功——而这一切，最初是从音乐评论开始的。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右）与他的兄弟莫杰斯特、阿纳托利以及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孔德拉季耶夫。

　　他和俄罗斯音乐界的“强力集团”（又称“五人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创作集体里，有穆索尔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一众音乐名家。他也曾游历欧洲各国，自然少不了一次次走进剧场，他为比才的《卡门》心潮澎湃，也彻底沉醉在瓦格纳的音乐世界里。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关于他的作品，还有一桩流传甚广的趣事。音乐学院曾专门为列夫・托尔斯泰，举办了一场柴可夫斯基作品小型音乐会。谁知看门的门卫不认识这位文学巨匠，见他脚上穿着一双俄罗斯传统的毡靴，说什么都不肯放他进门。幸好有人撞见了这一幕，才化解了这场乌龙。最终，托尔斯泰坐在第一排，被这位初出茅庐的作曲家写下的旋律，打动得热泪盈眶。

　声名鹊起，与归于平静的晚年

　　19世纪70年代，柴可夫斯基深深迷上了俄罗斯民间传说与民俗文化。在这段创作黄金期里，他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雪姑娘》谱写了配乐，创作了以伊凡雷帝时代为背景的歌剧《禁卫军》、改编自果戈里小说《圣诞夜》的歌剧《铁匠瓦库拉》（后重编为《女靴》），还有他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剧之一——《天鹅湖》。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大量欧洲歌剧的脚本，以及西方音乐理论家的经典著作。

　　而真正让他收获举国认可、站上事业巅峰的，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在圣彼得堡帝国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上完成首演，从此奠定了他在俄罗斯音乐界不可撼动的地位。

柴可夫斯基歌剧《奥涅金》剧照

　　柴可夫斯基始终主张，音乐创作首先是一门手艺，而手艺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能为创作者带来收入。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与舒曼，写下他们那些不朽作品的方式，和鞋匠缝制靴子没有两样——日复一日，勤耕不辍，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定制的订单而作。”

　　声名鹊起之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出入上流社会，与皇室成员往来相交，常常坐在剧院的皇家包厢里，还曾被引荐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后来，也正是这位沙皇，全额承担了柴可夫斯基的葬礼费用。他常常出国游历，不少作品的海外首演，他都会亲自到场，甚至远渡重洋去到美国，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落成开幕典礼上登台演出。

柴可夫斯基（照片于1893年拍摄于敖德萨）

　　可即便收获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柴可夫斯基却始终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他要么借住在朋友家中，要么辗转于各地的酒店。常年奔波的生活让他身心俱疲，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在莫斯科郊外宁静的克林小镇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了下来。如今，这栋房子已经成了纪念这位作曲家的专属博物馆。

位于克林市的柴可夫斯基故居博物馆。

　　柴可夫斯基的生命，结束得猝不及防。他回到圣彼得堡后，不幸感染了霍乱，很快便撒手人寰。而这种烈性传染病，几乎纠缠了他的一生：他的母亲因霍乱离世，父亲也曾险些被它夺去性命。

　不圆满的私人生活，与被尘封的真相

　　比起事业上的万众瞩目与辉煌成就，柴可夫斯基的私人生活，始终藏着太多难言的遗憾与不圆满。1877年，他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青年音乐家安东尼娜・米柳科娃步入婚姻，可这段仓促结合的关系仅仅维系了几周，两人便宣告分居。此前他曾与法国歌唱家德西蕾・阿尔托有过一段真挚的恋情，而在他人生的漫长岁月里，始终与艺术赞助人娜杰日达・冯・梅克保持着深度的精神共鸣与书信往来，也一直得到这位心怀赤诚的贵妇人长期的资助与无条件支持。

与妻子安东尼娜在一起（照片拍摄于1877年）

　　与此同时，经后世严谨的史料考证证实，柴可夫斯基有着异于世俗主流规范的情感取向，其情感归属与亲密关系的选择，始终与当时的社会传统认知与世俗规则格格不入。他的胞弟有着与他一致的情感取向，也正因这份共情与懂得，后来成为了他音乐遗产与生平史料最忠实的守护者。据相关史料考证，柴可夫斯基早年在私立学校求学时，便已萌生了异于同龄人的情感认知；成年之后，他也曾因私人交往中的相关选择，数次卷入世俗非议的风波之中。

　　在他离世后，坊间曾长期流传着一种传言，称柴可夫斯基因害怕自己的私人情感选择被当局追责起诉，最终选择了自尽。但后世的传记作家们，通过大量详实的一手史料与严谨考证，已彻底驳斥了这一毫无根据的谣言。

1893

　　在苏联时期，与柴可夫斯基相关的这类情感取向与选择，被明确纳入法律的禁止范畴，在当时的世界多数国家，也有着类似的法律约束。而作为被俄罗斯举国敬仰的音乐泰斗，绝不能被贴上与法律相悖的负面标签，因此，关于柴可夫斯基这部分私人生活的所有史料与信息，即便是针对专业的研究者，也被全面封存、严禁公开。直到近些年，随着一部关于他生平的传记电影公映，俄罗斯社会才真正开始公开、理性地探讨他人生中这段被尘封了近百年的过往。